短命的隋朝迅速灭亡以后，给予新兴的唐朝以深刻的启示与影响。唐太宗登基以后，深深地悟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1：《贞观政要》卷四)“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注2：《贞观政要》卷一)的深奥道理，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政策，缓和阶级矛盾，刺激生产，农民的地位得到改善，社会生产发展迅猛，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日益增多，击出了历史上所谓“贞观之治”。对外击败突厥，并扩大唐帝国对邻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使唐朝成为两汉以后的最大朝代，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盛唐，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及千古流芳的作品不可胜数。
音乐事业的发展如同其他领域一样迅速而猛烈。具体说这一时期在发展民族民间音乐(民歌、说唱音乐、歌舞、戏曲等)、宫廷音乐、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燕乐艺人的创造与贡献(声乐、器乐、歌舞、散乐、作曲等方面)、乐器的制作、乐曲形式的改革、音乐理论及音乐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遥遥地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头。唐首都长安已成为音乐中心的“维也纳”之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音乐艺术的高度发达与兴盛的原因，对于这位达四十四年之久的皇帝唐玄宗来说有着直接关系。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注3：《旧唐书·卷八》)“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文学”。(注4：《新唐书·本纪第五》)他对音乐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唐玄宗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注5：《旧唐书·卷二十八》)他不但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且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新的因素，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 创作的数量也非常可观，《羯鼓录》甚至把九十二首竭鼓曲的创作权，全归他所有。唐玄宗的不少音乐作品至今还回响在中外音乐舞台上。
唐玄宗是一位演奏家。“上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注6：唐南卓《羯鼓录》)他通晓乐理，艺才超人，凡属乐器，他都可以奏出非常美妙的声音。他对乐器的爱好简直如影随形，甚至“座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上下寻之，非不安也。”(注7：唐杨臣源撰《吹笛记》)在朝臣奏议军国大事之际，他身居殿中竟然心不在焉，用手指摸着龙袍内的玉笛孔来寻乐思，这位“皇帝”真不愧为“乐迷”了。
唐玄宗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唐代的音乐教育机构建设是全面的，各机构的专业分类是明细的。“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机构，内有若干的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训练和考试，也兼管对乐师的考核。乐工、乐伎、乐师根据学与教的专业年限不同、对于考试的内容、程度、及次数具体指定。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及《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说，考中的提职加薪，落榜的调离改学其他或除名。可见“大乐署”的教学活动组织是严密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的，对人员的业务水平要求更是严格的。这说明当权者对于音乐有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和一个非常重视的态度。
“鼓吹署”也是太常寺下属之一。顾名思义，鼓吹署即管理鼓吹乐的单位，主管用在仪仗活动与宫廷礼仪活动中的鼓吹乐，兼管百戏(古代对诸种戏、乐舞的总称)，因此，“鼓吹署”属于音乐的行政管理机构。
“教坊”一般指管理教习音乐，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更准确地说，它是指唐至清之间，传习、管理宫廷所用俗乐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教学内容也非常丰富。歌、舞、乐器(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多种乐器)及“散乐”(南北朝至宋散乐意同有戏，泛指杂技，幻术、武术、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皆有。学生的来源广泛，有贫家民女，也有富家子弟。他(她)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进行业务考核，根据成绩优劣进行等级分类。女艺人不但要艺技高超，而且还要面貌出众，方可进入“宜春院”(被选中入宫，给皇帝表演，属于头等乐伎，亦称“内人”)。他们在重大的礼仪活动中同众多的一般“官人”(教坊中的一般乐伎)与“@弹家”(可以弹奏或表演简单节目的女艺人)进行联合演出，但担任主要角色的还是那些“内人”。
可见，“教坊”不单是一个传习音乐与舞蹈技术的场所，也担任着重要的演出任务。使乐员所学习的技能付诸实践，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多专业、多层次、有组织、有领导的综合性音乐教育机构，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梨园”有内廷梨园与宫外梨园两种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点，主要教学内容是对梨园艺人(亦称“皇帝梨园弟子”传习法曲。据《新唐书·礼乐志》所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苑。”(注8：《中国音乐辞典》222页)梨园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家，如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永新(女)等皆为梨园艺人。这些人成为全国音乐界的精华，为唐代音乐的高度兴盛及其音乐分工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唐玄宗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为更进一步提高乐工、乐伎的音乐素养与技艺，使乐才源源不断，他还在梨园法部专设了一个音乐“少幼班”——小部者。“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注9：《太真外传》)为唐代音乐艺术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必备的人才基础。这种对于儿童进行早期的启蒙性的音乐教育尝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