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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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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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