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5日，农民军包围北京，为明朝的灭亡钉上了最后一棺材钉，18日，崇祯皇帝自杀于煤山，19日，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中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据有淮河以北原，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据四川一带，清朝则据有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和蒙古诸部，而明朝的残余势力据有淮河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在明朝残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当中，表面上看来，李自成的农民军声威浩大，实力最强，其实不然，当时北方民不聊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况且北方大都是不战而降，实则各怀鬼胎。实际上，最强的当属南明，南明占据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基础良好，兵力不下百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完整的南明弘光政权却抵抗了一年，什么原因？除了内部倾轧（左马之争）、党争、醉生梦死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弘光皇帝的昏庸与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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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之所以无实权，是因为弘光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存在问题，人心不能凝聚。由此，问题产生了——作为正统皇帝的崇祯为什么不南迁？事实上，崇祯不是没有南迁的打算。之所以没有南迁成功，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对形势的误判。
1643年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称帝并着手兵分两路北伐，此时关陇、中原腹地一带，已经没有势力能与李自成正面周旋了。可是陕西离北京远着呢，现在我们知道仅仅三个月李自成就打到了北京，可是当时谁就一定能保证，他一定能打到北京？
在陕西和北京之间主要要三个要塞。其中山西有两个，第一个是宁武关、雁门关（内长城），这里有山西总兵周遇吉镇守。第二个是号称明代九边第一镇的大同，兵强马壮城池坚固，由姜瓖镇守。出了山西，北京西面还有一个居庸关，在居庸关和大同之间，还有九边雄镇之一的宣府，由唐通镇守。也就是说，北京西面有三道雄关，有三支军事势力，周遇吉、姜瓖、唐通，李自成想从西面越过这三道防线，也够他啃上大半年的。正是崇祯对西部局势的足够自信，导致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建议调集关宁吴三桂的军队来京师勤王的议程一拖再拖。在崇祯皇帝的眼里，李自成还不一定能打到北京城下，就算打到北京城下，明军也可以据城反击。崇祯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的次数很多，从己巳之变到崇祯十五年清军入寇，一共有发生了五次。所以崇祯因为这个传统，对北京城的防守感到非常自信，认为即便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了，北京城也不一定很快就失守。在这种情况下，崇祯才不急于调集关宁军来援救京城，也没有执意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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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除了周遇吉以几千人的兵力抵挡李自成的八九万大军长达半个月外，从姜瓖到唐通，再到南路李建泰下属的军官们，再到北京城下的成国公和守城官员，文武官员投降的非常迅速，如同秋风扫落叶，以至于从姜瓖投降的2月19日到李自成攻克北京的3月19日，仅仅一个月。
二、社会风气的道德绑架
1642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崇祯打算与清兵议和，避免两面受敌，趁机将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主力调进关内剿灭李自成。崇祯与陈新甲商议后，决定秘密进行此事，可惜事情还是张扬出去了，崇祯害怕担当“与敌”罪名，把责任全推到陈新甲身上，将其斩首。
1644年2月，就在李自成攻下太原之后，京师震动，太子办公室主任(右庶子)李明睿向崇祯建议迁都南京，崇祯深有触动，于是，崇祯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廷议。一部分官员响应南迁主张，但是内阁首辅陈演以及其他一部分官员反对这个主张，陈演推出光时亨在朝堂上攻击李明睿，留守派的气焰盖过南迁派的风头，于是李明睿被杀，南迁派的主张也就被否决掉了。
为什么崇祯既不敢与清议和又不敢主张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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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是崇祯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好面子，希望文武百官请求皇帝迁都，然后皇帝再借坡下驴，迁都南京。事实上没这么简单，这是当时的文官风气决定的。文官集团以宋朝为前车之鉴，反对与敌妥协与南迁，认为这是朝廷耻辱，无形中也影响了整个明朝风气，这也是北京百姓闻袁崇焕通敌被斩后分其肉的原因。在当时的风气下，与敌议和就是叛国，崇祯也不敢犯众怒。可是，除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外，文官集团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最为讽刺的是，所谓的民族大义他们自己却没做到，随着清军入关，他们纷纷降清。
三、法统的完整性考虑
京师象征着法统，坐守京师无疑可以让崇祯皇帝的法统处于完美，一旦强行南迁，面临的不是简单的骂名，而是丢弃疆土百姓的罪名，作为皇帝的法统和神圣性就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军队、官员、百姓都会开始藐视皇帝的法统权威，整个王朝瞬间可能土崩瓦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皇帝执意拍板南迁，面临的后果就会是，众叛亲离，官员们甚至会在北京拥立他的儿子，而让崇祯提前退休。历史上唐朝、宋朝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这也是李邦华建议皇帝固守京师，同时让太子前往南京的建议遭到崇祯否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