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访问俄、德不同的是，在这21天中，李鸿章足足安排了6天时间，参观银行、报社、织绸厂、提花厂、煤矿铁矿等，是本次出访中对民生相关产业最为密集的考察。在出访其他国家时多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军火企业，倒在法国之行中成为配角。有研究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法国的军事能力实在是稀松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法国在军事上丝毫也没有占有优势。到了“民主”统治下的共和国，多看看民生产业，倒也符合共和国的定位。
尽管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李鸿章对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的直接评价，但在出访前一年（1895年），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却极为大胆地写道：
“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甚至认为，“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
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
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尺度相当开放，完全是一个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题发挥，便是纯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曾国藩的评语）所蒙蔽？
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中俄伊犁之战时，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动他“黄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中，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纷纷鼓动他搞独立，乃至建立共和国。梁启超分析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他认为，李鸿章并不具备“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敢于自立，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
网络配图
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总统”，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
拒登埃菲尔塔
实干是艰难的。在法期间，李鸿章参观了巴黎大银行，并与银行的总办就贷款与国家信用的问题，有一段看似闲扯实则意味深长的对话。
李鸿章问：“中国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国从贵银行借款，有抵押吗？”
总办说：“没有。”
李鸿章就说：“那不是对中国不信任吗？”
总办解释说：“不是我们对中国不信任，而是这样的贷款都要发行债券去筹集，法国人如不能信任，则债券无人购买，款就难以筹齐了。”这等于说：不是银行、而是法国的投资人对大清不信任。
文献的记载是李鸿章一笑而过，这一笑，该是会心的苦笑。其实，大清所借的洋债，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但因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务运作多是黑箱进行，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被当做国家机密，老外们实在没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为透明、且掌握在洋干部们手中的海关关税，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而诸如厘金等国内外公认的苛政，却又因被作为某些贷款的抵押品，而最后影响到了其改革。李鸿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法国外交部宴请李鸿章的地方，选在了着名的艾菲尔铁塔。主人向李鸿章介绍，这是1889年为了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请李鸿章可以更上一层楼。其时，该塔内已经安装电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鸿章还是谢绝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