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刚当上疆臣领袖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一场大规模的“钱荒”，席卷了京津地区。
因为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京津地区的主币，使用的是所谓的“银钱票”——钱庄在没有准备金基础上任意出具的票据;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
市场一片混乱，“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1902年，43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疆臣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首要敌人，已不是扛着梭标大刀的义和团，也不是扛着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而是“钱荒”。
畸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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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于19世纪末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银钱帖”的泛滥，是大清国混乱的金融货币体制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便推出了所谓的“铜元”——铜币上标注了币值，但那币值远远高于铸币所需的铜的价值，这在晚清剩余的10年内，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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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下，发行“银钱帖”的准备金，并无强制要求，完全靠发行者自行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常常造成票据的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钱荒”，史称“贴水风潮”。
钱庄滥发票据，除了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种中国特色的“非常规”应对。
天津华资所开的钱庄，大多数的资本金不足1万两(约相当于如今200万元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型企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有大银行，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之外，还有不少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两相比较，钱庄毫无优势，不惜竭泽而渔也就成了不少从业者的选择。
天津钱庄超额滥发的票据，在1900~1901年的大动乱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拳匪尚未肇乱以前，约计各华钱行所开钱票有2000万两之多。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年，增至3000 万两。”短短两年，票据发行猛增50%，中国商人竭泽而渔、没有底线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现。因为没有确切的天津市场存银的数据，后人难以核对票据总额与现银的差额，但3000万两的数额，已经与当年从日本人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额相等。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上海之鉴
在天津“贴水”风潮爆发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并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