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登上了人生的权力顶峰。这一年，他弟弟曾国荃攻陷南京，彻底灭了天平天国。曾国藩坐拥湘军30万，权倾朝野，功盖天下。慈禧任命他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兼地方政务。当年大清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一职，全国才设8名，其中5名是“曾派”除了曾自己任两江总督外、直隶总督刘长佑和闽浙总督左宗棠，均属湘军人马。另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虽非湘军嫡系，但与曾国藩交往甚密。仅次于总督的地方要员巡抚，大清共有15名巡抚，其中7名属于湘系。至于再往下面的道台、县令之类，就更是曾国藩湘系的天下了。毫不夸张地说1864年，曾国藩稳稳地把持了满清的大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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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下跟着混的人，都盼着曾国藩谋个反，当小弟的，都会盼着大哥把场子越做越大。赵匡胤不就是被底下人硬忽悠着穿上了黄袍嘛。
当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渐大后，底下的人自然也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来。1860年，咸丰死在承德时，湘军将领李元度就给曾国藩送上这么一幅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鼎有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把它收下，看了看，放一边，一个字也没说。李元度也就识趣，没敢再多说什么。曾国藩的老乡王闿运，更是当面和曾国藩探讨过这事。曾国藩从头至尾也是一字不说，最后用手蘸茶在桌子上写了两个字，独自离开。王闿运过去一看，竟是“荒谬”二字。
曾国藩过生日时，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递了张纸条给他。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曾国藩照例是不说一字，随手就撕的碎碎的。最有意思是的，连他的死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忠王李秀成，都曾经建议他反清自立。部属盼他当皇帝，连死敌都劝他坐天下，曾国藩若要谋反、拥兵自立，似乎是天意所示、民心所向的事啊!那曾国藩为什么死活不肯呢?
2、曾国藩清楚一旦反了满清，这天下可真就又要大乱了
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典型，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均对其人品持敬仰之情。几十年后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两个人毛泽东和蒋介石，无不对其赞赏有加。所以说，从修身治国来说，曾国藩的个人魅力，远远地超越了党派政见之争。他之所以能达到此等成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曾国藩特别善于反省。他日日反省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族类。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而全面的反省，让他彻底没有勇气去做这谋反自立这样的大事。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反满清另立帝王，首先是反满，其次才是灭清。而前者，让曾国藩颇为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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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满人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奴役，汉人已经彻底学会了顺从头剃的锃亮，辫子粗又长。
一旦把满人驱出中原，这头上的辫子剪起来容易，但心上的那根辫子，可就不容易剪掉了。
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列强虎视耽耽，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这种排满反清之举，极有可能是自乱天下、自取其亡。在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令百姓生灵涂炭、生不如死的残境之后，曾国藩更断然不愿因一己之荣耀而冒这样的风险。这种谨慎，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胆小怕事的怯懦，也可以理解成一份怜悯天下的情怀。
而我，更愿意相信曾国藩属于后者。
3、曾国藩更清楚汉人搞窝里斗，个个都是高手
熟读《易经》的曾国藩很清楚盈满则亏的道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湘军看上去最为鼎盛的时候，恰恰是湘军开始分裂的时候。
1864年曾国藩控制的部队，名义上有30万之众，但他真正能用得动的，只有12万不到。而在这12万中，他当初一手带出来的只有5万。
湘军其余6成兵力，均有不同的派系归属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单以人品来说，左宗棠这个人实在不咋的。
他晚年不论何种场合，见人只说两件事第一件必是夸耀自己在西北战场是何等威风勇猛;第二件则必是骂曾国藩是如何的虚伪做作。除了这两样事，绝不提第三个话题，以至后老了以后，都没人敢和他聊天说话。考虑到他早年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与帮助，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曾国藩那么大意见。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太自负了，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世人却尽说曾国藩好，所以他不服。
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真谋反得了天下，估计第一个要平叛的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则仗着自己的老丈人是林则徐，打心里不服平民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南京时，缺粮少银，曾国藩三番五次让沈葆桢送些粮草过去，沈就是不理。曾国荃也不是个好鸟，因此也记了沈葆桢一仇。就故意把皖南的广德和宣城放开不守，让太平天国的残部得以进入江西，去祸害一下江西巡抚沈葆桢。大家看看还没有得天下，一群汉人就已经窝里斗的这么热闹了，真要了有了皇帝这个宝座诱惑，估计这几个人先打成一团了。所以，就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大家谁都没有，可以;但要是你有我没有，那就绝对不行!大家都做满人的奴才，没问题;但你要作了主子，让我做你的下属，没门!这道理，曾国藩早就看明白了，想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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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老去吧，死后得个”文正“二字，就挺好的了。正所谓功成身退曾文正，不做当年吴三桂。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