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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诸如：抨击权贵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愤慨于权贵穷奢极欲而百姓陷于绝境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轻肥》);揭露豪门“贵有风雪兴……醉暖脱重裘……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秦中吟·歌舞》)，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浮世绘式诗作也和他一起退隐。《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泪，那是弄错了时空。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
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40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情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副闲散氛围;而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卖炭翁》、《杜陵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些名诗佳句。以白居易的诗眼，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选择，我们只能抱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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