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
朱棣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
而日本朝贡团的人员素质之差，和当年“容止温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闹事的，有勒索要价的，甚至还有持刀在闹市杀人的，但这些不法行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纵容放过。
但明世宗朱厚在位时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朝贡的指定港口宁波，叫做“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得先从日本国内说起。十四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期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大权，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公元1467(日本应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战乱，战乱后国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一般认为，“应仁之乱”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
对明朝贡是块肥肉，谁不红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勘合——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国内，一场争夺勘合的暗战率先打响。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内氏夺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使者宗设谦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贡船，于4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豪族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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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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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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