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背叛:溥仪“九一八”神秘的叛国内幕

2021-01-16 22:24:54 作者: 皇帝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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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明确要求彼方“隐为扶助”,而不要“显为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独立”的基础。他写道: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固自有别。上于虚谷,尽可开诚布公,指陈利害,切实与商,所谓中外共见共闻者,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其杌陧可想。彼若强硬到底,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即华北亦孰当其锋,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彼若顾虑及此,听从调解,则我实先受之。而考其实际,能自比于爱尔兰、加拿大乎?……诚能乘此转枢,或尚有立脚之余地。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不知已与虚谷商之否?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或者允许“自治”,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但语以作保护国之元首,不如为退位之帝王”,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别的许多信中,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的主张,这实际讲的还是“自治”、“独立”、“主权”等问题。

  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陈宝琛也有过评论,提过建议,但无一不是为了“争主权”。例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每邑设一推事,皆用日人”时,便在信中追问此事,表示了不满。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他写道:“新使已到,所见能逮所闻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尽食其言,所患我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说:“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使人见而诚服,旁落之权,何患不可收回?学以广才,能忍而后有济,现惟静修以待时耳!”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溥仪推荐了王聘三、秦晋元等一些人才,就是为了收回“旁落之权”。再如,溥仪登极为“康德皇帝”以后,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丑态,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风传秋后六飞(指溥仪)亦东,则断断不可,难保无媚外徼幸者,甘言以荧听。所赖离明干断,不为所动,免授诸方以口实,失众望而梗前途。区区过虑,故于公豫言之。”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却也延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访满”的消息传出后,陈宝琛也写信建议: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稍一不慎,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并两国平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写信表示反对,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实行枕边监视。

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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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渴望。

  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为溥仪的御林军。承德失守后,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与庆亲王载振为儿女亲家,而且其旧属张景惠、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似乎有条件接触他。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

  爰立(隐指张作相)自木兰归,即蛰伏意界新居,不见“留”(隐指张学良)面,亦不赴“青”(隐指蒋介石)招,且不作答。东北军队,留此犹逾10万众,得其一呼必立应,“留”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须由我出面,俾免顾忌。新京有所亲昵者,与通殷勤否?前伯材到东,正为此,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闻渠去岁,曾访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税重饷加,疾视党治,诚得此辈发难,当能先成一新局面,则难题渐近,既可免受制于一隅,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公意谓何?

  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为什么要找他呢?陈宝琛写道:

  黄在北方,为军阀所疾视,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困于孤立,欲去者屡矣。日方能多方扶持之。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曾发表意见,抨击日本甚力,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我方亟应乘此时势,设法与之联络,收为我用,彼在代阁时,尚有修改优待条件,其非丧尽天良可知,庶不至终入迷路,听命于他人也。

  虽然陈宝琛想出许多办法,招兵买马,希望给溥仪奠下实力的基础,但是,既然溥仪已经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绳套,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或影响力,不要说他已无法建立起军事力量,即使办得到,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允许的。至于向日本人争“主权”要“独立”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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