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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傀儡政权怀有深深的戒心,但他还是以高龄之身不顾北方的严寒两赴长春,以尽“君臣之道”。
从陈宝琛与溥仪的另一位师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陈宝琛已经动了北赴长春的念头(辽宁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128页,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写于1932年7月19日,原书编者所认定的时间有误),他8月22日致函胡嗣瑗:“鄙于月内,俗事粗了,尚拟秋后趋赴左右,以遂瞻就之微忱。彼时政局更新,当有端倪矣。”这正是弢老北赴长春的初衷。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来教所谓宜左右之,免与趣旨相背,诚为要义。秋凉本思趋往瞻觐,为此又须入都静察些时,亦须题旨准定,方可遵循。”可见陈氏北上不仅仅为“瞻觐”,他的心目中还有政治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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