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任用而结怨
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其实这是极不公允的。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李实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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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被贬的原因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瞒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韩愈因此事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这里说的幸臣就是李实。新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的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
韩愈攻击永贞革新
韩愈被贬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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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他说的更加激切﹑刻薄罢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怨愤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习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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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被冤枉了
但历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复申说王叔文革新之公忠体国。他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他认为,王叔文革新,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韩愈以与王叔文政敌俱文珍有旧之故,其《顺宗实录》于王叔文自多贬词曲笔,未可尽信。”详观史料,此语实为公允之说。《顺宗实录》对俱文珍又多有讳饰。如《旧唐书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我们观遍他留下的文字没见柳宗元有一丝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