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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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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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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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