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5日，是旧历新年。这一天，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详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的“节赏”，是指逊帝溥仪在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虽然此时溥仪已经退位13年了，但按照《清室优待条例》，仍旧住在紫禁城里，依旧保持着晚清旧制，还是可以给予其任命的一些官吏或差役，发一点“年终奖”的。王国维于1923年4月经溥仪聘任为“南书房行走”，自然也领到了这份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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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王国维入宫叩拜溥仪，行“入内谢恩”之礼。除了叩谢皇恩之外，他还连夜修书一封，感谢远在上海的蒋汝藻。原来，就在除夕当天，他收到了由蒋氏托兴业银行送来的一份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的“贺礼”——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这是专门给皇上特制的)、连史纸大开本特制《观堂集林》四部(这是送给宫内同僚大臣们的)、普通竹纸《观堂集林》三十部(这是可送人也可销售的)，共计三十五部刚刚印制完毕的样书。他郑重地挑出那唯一的“进呈本”，用于大年初二的“入内谢恩”，诚惶诚恐地敬献给溥仪去了。
事实上，由蒋汝藻监印的《观堂集林》20卷本，是唯一王国维生前亲自审校过的版本，学术界通称为“蒋本”;它有别于在王国维逝世后，经罗振玉、赵万里编校的《观堂集林》24卷本。这部“蒋本”的版本价值自不待言，关键是在1927年就投湖自杀的王国维生前，能亲眼目睹这部集大成之作的问世，本身也是一桩令其终生难忘的书缘。试想在新春佳节之际，能看到自己的著作以三种不同装帧方式印制完毕，此时此刻的王氏心情，一定是激动到想哭了罢。
过年得皇帝节赏，入宫献黄绫新书——王国维的这个新年过得既气派又有品位，自然毋庸多言。溥仪的心情也颇佳，御笔一挥，画了一幅牡丹图，让王氏为这御笔画题上几首喜庆赞颂诗。他一口气写了九首《题御笔牡丹诗》，虽是纯为御用而定制，却在“普天颂圣”的同时，也看得出他自己的“春风得意”。谨摘录最后两首，即可见一斑，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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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前人品未真。
欲识和平丰乐
天香国色世无伦意，
玉阶看取此花身。
履端瑞雪兆丰年，
甲子贞余又起之。
天上偶然闲涉笔，
都将康乐付垓埏。
接下来，君臣互动，气氛热烈。溥仪又一下子画了四幅花卉，有碧桃、牡丹、藤萝和桂菊海棠。南书房里，王国维也一一为御笔画题了四首诗。接下来，他又为同僚、王爷们题诗多首，甚至还为南书房的太监朱义方也题了诗，忙得不亦乐乎。这俨然已不再是“人间词话”里的气象，而是颇有些“天子门生”的意气了;此刻，他从金石甲骨的古学堆里钻了出来，在这遍是御笔奇葩的南书房中，活得格外春风得意了。 在给蒋汝藻的感谢兼贺年的信中，除了开篇即送上“献岁发春，敬维起居多胜”的吉祥祝语之外，王国维还迅即表示，他将与友人、书商们接洽，投入到新书的销售工作中去。信中称“待与森玉、叔平接洽后，能销若干……再交富晋可也”。这里的“森玉”，是指徐森玉(1881—1971)，浙江吴兴人，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叔平”，则是指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徐、马二人皆与王国维有过学术交流与交往，《观堂集林》请二人在学术圈子里、大学师生中予以推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信中提到的“富晋”，则是指北京著名的富晋书社，冀州人王富晋(1889—1956)开办的这个书社，活跃在京沪两地，不但收购各类古籍，也兼营各类书籍的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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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书商与蒋氏有过交道，也曾登门拜访过王国维，托其代销事，蒋、王二人之前也早有商议。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资助其出书的蒋氏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更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该书的销售，以期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回款给蒋氏，以冲抵印制成本。即使在春节期间，这位大学者也没有只顾着居家欢度佳节，或者埋首于学术研究;他一方面要忙不迭地“入内谢恩”与访友贺年，另一方面还是要将自己新书的销售渠道进一步落实。 看来，1924年的春节，王国维不但有得到皇帝“节赏”之喜，更有自己新书出版之喜，可谓双喜临门，大吉大利。一面要在宫里张罗着，题诗写字，给皇上过个有文化味的年;一面还得给出版商、书商和文化人们拜年，虽没搞读者见面会和新书发布会，可还得商议着来年的新书码洋怎么运作。忙虽是忙了一点，但也忙得不亦乐乎哩。王国维的这个春节，过得挺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