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和变通之间并不矛盾，不是说遇事变通就必然破坏了规矩。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某人拿一张5000元的存折，到某银行去支取1000元钱。银行的规矩是2000元以上业务，进营业厅办理;2000元及以下业务，到自动取款机自助办理。这个规矩是为了分流业务，倒也谈不上是歧视小客户。某人今天运气不好，银行大厅里人寥寥无几，自动取款机前却排起了长队。他着急用钱，就到大厅里请柜员通融一下，给取1000元钱。柜员表示规矩不能破坏，自己无能为力。他想了一下，问柜员先取后存算不算坏规矩。银行的规定没有这一条，柜员点头表示可以。于是某人先取了4000元钱，数出1000元，然后又把剩下的3000元存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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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办理了两次“大额”业务，达到了自己取小额款项的目的。
本来不合规矩的事，在中间过程转换一下，就变得合理合法了。把这种手法用到更高层面，就上升为政治智慧。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夏，曹操率兵到宛城征讨张绣。行军途中，发现路旁麦子已经成熟了，老百姓看见有士兵经过，十分害怕，都远远地躲开，不敢来收麦子。为了安抚百姓，树立“文明之师”的形象，曹操命人将“禁止践踏麦田，违令者斩首”的告示贴遍沿途村镇。并召来各级地方官和百姓代表，明言相告：“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军法严明，不会骚扰百姓，你们完全可以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军中将士个个都谨守军令，即使不得不从麦田穿过时，也都小心翼翼，唯恐碰掉一个麦粒。曹操正大感欣慰，谁知自己的战马竟然受惊窜进了麦地，踏坏了一大块麦田。违反了自己刚刚定下的法令，曹操的处境很尴尬。他唤来跟从之人，让他们做个见证，然后拔出佩剑就要自刎。
随行的谋士郭嘉赶紧拦住曹操，说：“《礼记》有言‘刑不上大夫’，在您这种地位，有过错按规定必须交皇帝亲自裁决。如果您自刎，恰恰违背了前代礼法。”曹操沉吟道：“既然这样，我的过错暂且记下，听候处理。”说着挥剑割下自己一缕头发，扔在地上，说，“且割发代首，以正军纪。”见曹操法度严明，大小三军畏服，益发谨守军令。
曹操自刎，当然只是样子，但是明目张胆地打赖也不是曹操的作风，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顺利下台的问题。郭嘉用更古老更权威的《礼记》的规矩来消解曹操的规矩，曹操不死，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支持，对众将士，就有了相对完美的交代。割发代首，是曹操的神来之笔，对古人，割发属于髡刑，曹操总是按律服了刑的。曹操是汉朝丞相，他的权威其实已经大于天子，在军中更是人人仰望，这样的人物挥剑割发，只此举就足以震慑军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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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既出，它就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即使发令者本人也不能冒犯。有什么权宜之计必须要施行，也要尽力使它变得合理合法，过场再烦难，也不能省略一步。
为报父仇，马超的西凉军马缠上了曹操。曹操命曹洪、徐晃两人守潼关拒敌，吩咐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十天，为后面的大军赢得时间。
失潼关的责任，在曹洪而不在徐晃，曹操大怒，喝令要斩曹洪。两旁将士苦苦哀求，为曹洪说情，曹操这才赦免了他。
曹洪的错误，主要在于年少气盛，虽犯了军令，却并没有抹黑曹氏家族，他又救过曹操的命，对曹操忠心耿耿。从心底里，曹操根本就没有杀他的意思。那么又绑又杀又劝解，这么大费周章又有什么用途呢?曹操直接赦免曹洪，以他的权威肯定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表示不公，但暗地里的怨忿，就不容易平服了。现在他作势立斩曹洪，一大批人跪下来为曹洪求情，这只能说曹洪群众基础好，民意如此，谁也不能逆天行事。即使当代社会，有人触犯法律，若众多知情者向法院递交联名信，法官也是会酌情从轻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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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众人求情”就算是过场，也是不能省略的。没有这个程序，是独裁;有了这个程序，是民主。试想曹操要斩曹洪时，先是曹氏的铁杆拥护者求情，那些中间派和少量异己分子见形势如此，少不得也要帮曹洪说几句好话。虽然大家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但既然参加了演出，心态就不一样了，俨然也拥有了那百分之多少点的决定权。
律令是死的，但执行律令的方式方法是活的，“军心民意”里也大有文章可做，是高手，可以既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至于挂上违反律令的招牌而乱了风纪、泄了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