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近代中日关系，多数人都将目光集中到了那场埋葬洋务运动的甲午战争。相较而言，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则被严重低估。其实，它同样极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这种影响，尤其落实在一个人身上。当旁人只知道破口大骂时，他却抓住时机，重新缔造了新的军事王国!
他，就是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
一场耗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改变了清朝权力格局，催生了一批汉族地方势力。当对手被镇压后，看似风光无限的诸位大佬，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曾国藩的湘军走上复员老路，李鸿章则在镇压捻军等内部势力之后，借助天津教案成功入主直隶和北洋，暂时化解了淮军的去留难题。但这毕竟只是应急措施，淮军未能获得正式名分，且铭军等精锐力量仍面临裁撤压力(因西北乱局未了，铭军尚有存在价值)。
李鸿章的计划，是以淮军取代绿营，改革军制，使其成为应对西方列强的主要军事力量，亦即建立以淮军为核心的国防体系。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曾国藩的去世，又让李鸿章失去一位重要政治盟友，他面对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关键是，淮军内部以刘铭传为首的大将，纷纷萌生退隐之念，而李鸿章也不愿意看见精锐力量在平叛中继续被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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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点在哪?绿营。它虽然早已丧失战斗力，却拥有清廷的正规编制。相反，淮军则属于体制外的非正规部队。通俗点说：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后养的。(鬼才相信，亲生的和后养的没区别)
对于如何解决战时军事双轨制，朝廷也头疼得想撞墙。改造绿营吧，没啥效果;重用淮军吧，又种种不放心。云南总督提出“改勇为兵”，其实也不可行，一来没那么多岗位，二来相当于回到旧有军制。
李鸿章也特别反对恢复旧军制，说得很吓人：
“不变兵制，窃谓继今以往营武竟无用处。今举朝无不以复旧制为言，于兵事亦仍旧章，是促之危亡耳。”
尽管一百个不愿意裁撤淮军，但在巨大压力尤其是军饷困难(户部刁难，因为你没编制)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做出妥协，准备接受现实。他给李翰章写信说：
“惟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左右又无人可代料理，且恐遣撤不妥，每一念及，如芒在背。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
就在李鸿章进退两难，准备放弃部分淮军时，日本侵台事件爆发，让整个局势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精彩程度不输小说和电影!
总理衙门
关于日本准备入侵台湾，李鸿章早已收到线报(也函告总理衙门)，只是不相信日本人会这么做。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兵在牡丹社登陆。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应对此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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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此事并无直接关系，但有义务提供协助。沈葆桢的应对方案里，也明确提出调集直隶、江苏等轮船协助防守。抵达台湾后，沈葆桢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初三到澎湖，周历履勘。台南数百里，飓风作时，舍此无可泊船，故为台、厦第一关键。而其地之瘠苦平衍，为生平所未见。故守之极难，徘徊久之，迄不知所下手处。炮台雉堞厚不数寸，并无一炮。照洋法修之，亦非一台所能兼顾。”
沈葆桢的来信，让李鸿章眼前一亮。他预感到，一个让淮军实现华丽转身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摆在了眼前，必须牢牢抓住!尽管内心狂喜，老道的李鸿章在回信中却丝毫未提出兵相助，只说福建洋枪队太少，不足以对抗日本陆军。他在等，等沈葆桢上奏朝廷后，再提出协助事宜，如此则顺理成章。
沈葆桢很快上奏，声称福建陆勇寥寥，台湾仅两营，不足防御，筹划招募兵勇设防。得到消息后，李鸿章立即给沈葆桢写信，说“岂能徒手吓贼”，必须调派洋枪队，而放眼国内，走在西化最前列的无疑首推淮军，并推荐了几位大将，同时表示金陵和天津机器局可以提供军火。
在尚未收到沈葆桢回信的情况下，李鸿章就致函江苏巡抚张树声和两江总督李宗熙，提前透露援台事宜。言语间，坦露淮军出现转机的兴奋之情：
“弟久经患难，岂敢骤议裁撤，特怵于喧聒之众口耳。”
意思是，我李鸿章之所以同意裁撤淮军，实在是受够朝廷那帮孙子聒噪的无奈之举。
紧接着，他致函总理衙门，言明援台及加强战备的重要性。
随后，他再次致函沈葆桢，说明援台一事已函告总理衙门及两位督抚，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敝军本拟渐次裁撤，以节饷需，闻台湾消息乃中止。除津郡万余留卫畿辅，陕防万人相距较远，惟唐俊侯定奎驻防徐州闲地，尚算大枝枪队，虽不敢云惯战，尚可略助声势。”
他甚至告知陕西巡抚，如果中日协商不成，将派铭军十三营(淮军在陕西的精锐)“整备航海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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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待，沈葆桢终于回信，但只字未提借兵之事。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传递比较迟缓，沈葆桢回信时并未收到李鸿章第二封信。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上奏朝廷，请调派北洋和南洋洋枪队援台。也就是说，在借兵一事上，两人其实不谋而合。只是，借调北洋部队偏离了李鸿章的本意，所以他向朝廷奏请按他的计划来做，得到批准。在接到调兵上谕前，沈葆桢先收到了李鸿章的第二封信函，自称：“如久旱得霖，大喜过望。”(真为当时的信息传递效率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