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卧薪尝胆这是大家很早就熟知的一个典故，我们都为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勇气所感动。可是若追溯历史根源，卧薪尝胆并非越王所为，这些经历是后人为了突出越王形象后加上去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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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
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着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
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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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着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
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