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
韩信无话可说，总之，现存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韩信当时有过争辩。到洛阳后，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虽然要谋反，但功大于过，所以就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去淮阴好好反省去。韩信无缘无故地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刘邦也不是不理解韩信心中的不服，这位皇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对韩信的软对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告密者又告发了韩信。
韩信这个人似乎命运很不好，小时候无依无靠，好不容易被刘邦封为大将军，只领兵四年就被剥夺军权，然后是被人告发谋反。这次又是被人告发谋反。不过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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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说在看望哥哥的过程中，哥哥的处境让他感到了无助。据史料给我们的信息，可以得知，就是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韩信最信任的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为了能解救哥哥，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谋反。陈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当时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任代国的丞相。汉朝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有一天，吕后慌忙召来相国萧何，把栾说的告密说了一通，最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
萧何去见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果然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说自己是否要谋反，司马迁认为韩信的确与陈探讨过谋反事宜:“陈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那两个告密者也成了历史讳言之人。
许多人对韩信之死表示惋惜，有人认为他在齐王任上时，靠实力就能与刘邦项羽鼎足三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造反，楚王时的光杆司令和淮阴侯时的无兵无卒，“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不得不说，开国功臣大都不得善终，如果不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但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所以，韩信后来之死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因为有告密者。
如果说第一个人的告密是刘邦搞鬼的话，那么，第二个告密者可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刘邦当时正在前线拼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找个告密者告发韩信。
所以说，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
告密者在汉朝初年，所能担当的角色恐怕也只限于此。至少刘邦在那段时间忙于剿杀诸侯和与匈奴的对峙，国内百废待兴，他不可能将秦朝的告密制立即继承过来。不过，秦朝的告密制度显然是给了他种种启示，聪明的人往往都能利用告密者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不能因此认为，刘邦是个光明磊落的皇帝，只是因为汉初的政体是郡县封国并存，集权制度还没有被强化到必须要帝王一个人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刘邦在治理国家的大范围内还不需要告密者。
当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有皇帝喜欢告密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