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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以历法和观测星象为中心，常被称为“天学”。它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带有服务于王权政治的历史特征。明朝使用的《大统历》在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基础上删定而成，前后“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统历》的推验开始不断出现误差。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翻译或撰写的一些西方天文著作，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天文、历算之学的先进之处，并深刻认识到传统历法存在的问题。于是，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等人尝试将西洋历法引入中国历法体系，对传统历法进行改革。徐光启更是明确呼吁将西洋历法与《大统历》“会通归一”，以西历之长补《大统历》之不足。
然而，并非所有朝臣都支持这种以西洋历法来改革中国历法的方式。史书记载：“朝臣啧有烦言，多不满于公。”面对同侪的排挤和指责，徐光启最终选择托疾请假，屯田于天津。
至崇祯朝，徐光启开始得到重用，重提编修历法一事。崇祯二年六月遇日食，徐光启依照西法，钦天监官员依照传统中国历法，同时进行推算。结果，西法得验，而“钦天监推算日食前后刻数俱不对”。崇祯帝对钦天监极为不满，随后礼部奏请开局修历。同年九月，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这一次，西洋人真正参与到改革工作之中。因徐光启举荐，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率先参加历法编修工作。次年，因邓玉函去世，徐光启又征汤若望、罗雅谷前来接替其工作。在徐光启的主持下，西士与历局馆生们不遗余力地译书制器，使修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徐光启奉旨负责修历时已年近古稀，历法编修终究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彻底完成。为保证修历工作顺利运行，徐光启去世前精心挑选了自己的门人——同样尊重西士、认可西学的李天经为历局接班人。崇祯八年，李天经向朝廷进献了剩余的全部历书，为历法的编修画上圆满句号。
《崇祯历书》的编修，标志着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一次转型，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伟大交流会通，更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仍较为封闭的中国通过包容并接受异质文化而融入世界的一次壮举。
广交天下
积极影响海派文化形成
在与西士的交往上，徐光启的态度颇为真诚、意识更为超前。利玛窦入华，带来了三棱镜、地球仪等各种西洋奇器，一时间引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交往。然而，这样的交往多基于好奇心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些西洋人不过是“西夷”而已。徐光启却不同，他秉持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真心敬服西士的学识，将其视为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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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光启有过直接交往的传教士，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多达20多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通过与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启不仅学到了西方科学知识，还对西方的文学、哲学、逻辑学以及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认识，既开阔了思维，也拓宽了眼界。
除自身广交西士之外，徐光启也积极鼓励门人弟子与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启元年给门人鹿善继的一封信中，嘱咐其向西士请教，学习西术、制造西器。信中还称赞西士“皆弃家学道，劝人为善者，兼之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称“若得访求到来……深于守御进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启的这种国际胸怀，对故乡的海派文化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末时期的上海，只是富饶江南地区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县。然而，因为这里是徐光启的家乡，自万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达34名西洋传教士来到上海，为这个县城增添了国际化的气息。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为纪念徐光启并传承当时的伟业，耶稣会将上海的徐家汇设为江南传教区的中心。他们在此建造了许多西式的机构和建筑，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进程。
徐光启无疑是一位拥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他懂得“相资为用，互助以成”，以实现东西方文化上的互补。愿意正视异质文化，努力去理解并融会贯通，或许是这位先驱带给我们最鲜活的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