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文纪录片《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同为那个时代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统治者，中国的乾隆皇帝与法国的拿破仑皇帝在画家的笔下展开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拿破仑皇帝喜欢画家把自己描绘成战神，而乾隆皇帝则更愿意画家把自己打扮成文人。
两位统治者形象的截然不同，代表的是中国与西方在国家发展上发展逻辑、发展重心、发展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首先应该追溯到双方在地理环境与战略主题上的差异。
西奥多罗普(Theodore Ropp)有一句名言：“地理是战略的核心。”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模式形成的最稳定的因素之一，文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条件。地理条件构成一个国家发展最大的初始条件和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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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的特征。首先是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古代中国的西南是喜马拉雅山，西北是帕米尔高原，北边是戈壁、沙漠，东边和南边是茫茫大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讲，这是相对与世隔绝的区域。古代中国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天下”。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古代中国人“天下”意识远远超出“国家”意识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古代中国所在的地理空间，又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古代中国把东亚大陆地区最适合农耕的这片大陆基本上都纳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而外部的封闭使得中国文明具有一种向心的力量，即使是周边的游牧民族也往往是参与到中原地区的角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的格局必然会成为古代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主体的统一必然成为中国历史的深层政治结构。
最后，古代中国的地理空间又有一种局部的独立性：高原、戈壁、沙漠，以及江河、高山的隔断，使得每每在中央王朝权力衰微的情况下，便会使一些地区暂时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如春秋战国的分裂，如魏晋南北朝的鼎立，如五代十国的割据。但这种局部的独立性，最终又要服从于整体的统一性，就是所谓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总体的统一和暂时的分裂之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产生了两种影响了中国历史基本走向的力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北方地区兴起的游牧民族向外发展比较困难，向中原发展却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而中原富裕、温暖的农耕地区对游牧民族总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又使其在战争进入火器时代之前，一直能对农耕民族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所以从西周一直到清代前期，来自北方的边患往往是中原统治者必须应付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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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古代中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重心，即军事重心、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南宋之前，三个重心基本还是重叠的。但隋唐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三个重心便呈现分开的局面。以长城和长江两条线为界，长江以南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谓的“天下财富，半出江南”;长城以北是中国的军事重心，所谓的“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在长城和长江之间的中原是中国的政治重心，所谓的“逐鹿中原”。
这就给古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来自北边游牧民族的压力迫使中国历代的王朝不得不把军事重心始终放在北方，而不能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南移;同时，政治重心显然不能离军事重心太远，否则的话就会因军事重心偏离而出现割据和失控的情况，所以政治重心一定也是要在北方的。这既是备边的需要，也是维护大一统格局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决定了古代中国注定只能是一个大陆帝国，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陆上对北边游牧民族的防御需要，使历代王朝必须把大量的资源放在北方，而不可能去花大力气经营海洋。郑和的下西洋最后不得不让位于北边对于蒙古的防御的需要，便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由此中国历史便呈现了两个明显的周期：一个周期是中原王朝周期性的兴衰，一个是游牧民族周期性的南下。且随着历史的演进，第二个周期越来越被纳入到第一个周期之中，两个周期最终越来越合二为一。像蒙古族、满族的南下，最后都被以“入主中原”的形式纳入到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之中，元、清也便同宋、明一样，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就是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中，天下兴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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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正统王朝的兴替的过程，就是天下秩序兴衰的过程。王朝的兴起，代表着天下秩序的建立;王朝的衰败，代表着天下秩序的崩溃;而新王朝的崛起，则代表着天下秩序的重建。古代中国的国家发展，便是以天下秩序的“维持与重建”这样的主轴来展开的。旧的王朝的战略重心在于“守天下”，而新的王朝的战略重心在于“取天下”。但在古代中国，天下只有一个，天下的最高权力只有一个，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是在一元、整体的环境下展开的，它与西方式的在多元、冲突体系下展开的国家发展，必然会有极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