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地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銮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藩犹嫌太少，因而被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藩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藩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严世藩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藩曾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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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著名者当数沈炼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1551年)，锦衣卫沈炼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间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尔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
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自己，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他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
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十分得世宗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严嵩的官，同时贬严世藩守戍边地。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史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前往观刑的人塞街堵巷，足见对严世藩的愤恨之大。两年后(1567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
看了上面严嵩的逢迎拍马之术，就个人而论，我们觉得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所以理应摘取“马屁冠军”的桂冠。但他的桂冠是否能保持长久，还很难说，因为虽然前无古人，并不一定后无来者。对这一点，有识之士会拭目以待。
(参见《明史》、《明鉴》、《明史纪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