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按照先前所说，秦始皇每日处理公文的定额超过30万字。当然，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处理的大多是军政管理等日常政务，汉武帝每天也会进行这样的常规性工作，他阅读东方朔“奏牍”事实上只是在“业余”之时读“闲书”，而且汉武帝阅读东方朔奏牍十分认真“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肯定会有主次、重轻、详略之分，秦始皇即是身为皇帝，“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但也不可能对各地所有上奏文牍都一一详尽研读。
三、秦始皇的阅读速度是否为诽谤之辞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到底能不能完全确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段话，其实是出自反对秦始皇的方士之口，司马迁如此记述：“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于是乃亡去。”司马迁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记载，与其对于始皇暴政酷刑的批评内容相邻——侯生、卢生逃亡后，方士的背叛激起了始皇暴怒，始皇驳斥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方士们所说“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对于秦始皇的“诽谤”之辞呢?
在学术界主流看来，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代“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等指责，以现有史料分析，我们无法将“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等话语归结为对秦始皇“不德”的批评，也就不能将至判定为“诽谤”性语言，况且勤政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而言都应当是美誉。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事实上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描述。这与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等说法大致符合。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记载，是秦始皇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则必定要勤于政务，大量批阅奏牍了。
我们应当承认，秦始皇虽推行严刑酷敛、文化专制等暴政，本身也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上演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也必须肯定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中最为勤政的典型之一。即使他处理政务时也许只是选择性批复，或者大致浏览，但以31.79万字的总阅读量和以“日夜”在御案上工作12小时计算，秦始皇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平均也在2.65万左右，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必然导致其劳累过人，所谓“朝夕不懈”、“莫敢怠荒”绝对不是虚言。秦王朝行政的峻急节奏，或许也正是秦始皇这一最高统治者所兴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