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说，所谓公共性目标正是媒体和知识群体共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这种公共性集中体现在话语修辞的公共性上。话语是媒介在宣称权力时的核心场域。布尔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中的权力身影时，强调了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可交易的资本，而其中的分量和价值不只是通过“说什么”而更是通过“怎么说”来得以兑现，这其实就是语言修辞，不只是一种话语的内容，更是一种使用和呈现策略。[14]
话语的核心是修辞。面向大众的新闻媒体需要借助专家的科学话语，而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共同体则需要借助传媒来面向社会发声。科学话语是一套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它通过精确、客观、稳定的话语修辞来表达科学规范下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再现科学事实。而新闻话语则是一套讲究普适性、具象性、创新性的修辞话语，以期达到某种舆论层面的目的。
因此，当知识阐释社群所共用的话语进入到新闻生产的话语语境时，必须面临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问题。[15]它不简单只是意义的迁移，而是伴随着自身话语生产的目的、意义、背景、价值观、利益立场的切换所引发的旧语境的瓦解和新语境的产生。那么，从修辞的角度来说，研究和判断疫情趋势和给予社会预警的专家话语公共表达则需要“接合”(articulation)到不同平台的媒体话语表达中。
2话语修辞实践:四种框架
在文本在话语研究学者范·迪克(Van Dijk)看来，要考察话语修辞过程，需要放在修辞框架中来进行。修辞框架通过事实、认知和引述来实现一个双层结构，表层是话语组织框架，而底层则是劝服手段。[16]甘姆森(W.Gamson)认为可以对话语修辞框架进行回溯性分析，提出了“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中的框架装置，并分为标签、隐喻、例子、描述等元素。[17]兼顾范·迪克和甘姆森的理论模型，结合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实践，总结出四个主要框架，即概念修辞框架、隐喻修辞框架、故事修辞框架和描述修辞框架，来考察以专家为代表的科学话语是如何介入到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中，并通过科学生产与媒体生产的双重机制最终达到社会劝服效果的。
(一)概念修辞框架:建构大众化知识单元
在康德看来，科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感觉材料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提炼概念，作为对复杂现象和关系的一种创新性工作。因此，对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来说，概念是构筑知识思维的基本单位。在概念性框架中的修辞结合实践中，专家话语的主要功能是为公众构筑起新冠病毒流行病学与防治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当公众面对新冠疫情的到来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专家话语制造和传播了相关概念来厘定这些风险对象，使得风险对象成为可被公众认知的大众化知识单元。例如，从专家话语介入新冠疫情的概念厘定以来，通过输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致死病例”三个概念来具象化新冠疫情的社会风险感知，通过三位一体的数据来引发整个社会的日常抗疫参与行为。而这三个科学话语领域中具备关联效应的语词的公共化生产就是一种典型的概念修辞框架。而更多来自流行病学的概念诸如“居家隔离”“自限性”“聚集性案例”“复阳”“接触性感染”“粪口传播”“清零”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概念修辞介入日常公共生活。
当然，概念性框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而话语权的实现则是话语内部属性决定的。在常态上来说，新闻媒体是社会话语场天然的话语权控制方，但新冠疫情的概念构筑在修辞结合实践中更多由专家话语主导。“零号病人”这一概念性修辞框架是个较好的观测案例。
“零号病人”的讨论在网上引发热议，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曹务春、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金永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邬堂春等在接受采访时均采用“目前尚未找到‘零号病人’”这一说法。[18]实际上所谓“零号病人”指的是流行病学中的指示病例或索引病例(index case)，即有助于最快、最准确锁定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案例。而当这个科学范畴的话语介入公共表达后，进行了“零号病人”这一概念性修辞，实际上，这个词语最先来源于媒体的使用，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最初在艾滋病报道中使用该词。[19]“index”所召唤的是流行病学病毒谱系意义上的追溯过程，但并非特指第一个感染者，而在“零号”这一意指下原有科学话语空间坍缩，而标出了“第一个案例”，暗含某种发动社会共同查找的呼唤以及问责疾病控制与管理的策动。
(二)隐喻修辞框架: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
隐喻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最本质特征，也是最为常见的思维方式之一。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的观点，当符号从理据性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再用符号文本进行新的有理据的描写，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延伸下去，构成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观点。因此，当专家从科学手段观照这个世界，其秉持的是理性精神，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后，其观点往往伴随一定的隐喻修辞过程。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道中，最为突出的隐喻修辞是“疫情-战争”框架。专家话语中使用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来自媒体的推动和引导，其次是在公共空间里将科学研究对象的危害和不确定性隐喻为“敌人”可以增加专家话语本身的正当性。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说“病毒没有了‘援兵’，我们强大了，它(病毒)就等着被‘围歼’吧”[20]，“围歼”既有通过药品和免疫制剂杀灭病毒的隐喻指涉，又有对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指涉。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防治专家李兰娟关于“搞传染病的冲锋在前，大家才会一块往前冲”[21]的话语则表明了专家身份在整个抗疫行动中的引领性作用;钟南山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就疫情而言，世界正在爬坡增加”[22]。“爬坡”意味着对疫情“坡度”喻体的存在，有“上坡”就有“下坡”，话语的对面则是处于下坡(已基本控制疫情、向好发展)的抗疫局面。
当然，被较多采用的“疫情-战争”隐喻框架是仍显单调的。专家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获得较好的媒体价值和分量，取决于专家在选择喻体资源上的能力，搭建怎样的阐释语境。知识话语的“分量”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喻体资源的发掘和开发程度。选择什么喻体资源，搭建什么阐释语境，这是隐喻框架绕不开的修辞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