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晓丽 叶茂
摘 要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风险和危机，呼唤媒体承担其应有的角色和责任。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媒体报道对专家所代表的知识话语的借用，剖析被打破话语界限后的专家话语如何进入公共表达和修辞，归纳总结了四种典型话语修辞框架:通过概念修辞框架来建构防疫的公共日常;通过隐喻修辞框架实现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通过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通过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同时，本文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家话语在与媒介角色互动中应当发展一种更为成熟的话语共生状态。
关 键 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专家话语;话语修辞
0引言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伴随发生的是社会危害和信任危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所担当的相应责任和角色尤为重要。在经历了“非典”事件，尤其是2006年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规出台后，我国媒体在报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较多经验。在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时，媒体充分动员了相关资源来承担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情绪抚慰等社会“瞭望塔”的角色。
然而，这次新冠疫情显然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特殊性。首先是突发性，从2019年12月8日官方通报显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披露“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期间不到2个月;其次是传统疾控应对手段的失灵，从对病毒的起源、流行性特点到预防手段、治疗措施、患者愈后情况、药物研发、公共卫生应对管理措施等在公共场域中处于不确定的迷雾之中;再次是持续性，无论国内和国外，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反复性较强，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新冠疫情时期媒体报道上的一些挑战。可以看出，媒体相关报道进行了大量的专家访谈和访问，凸显了专家话语的地位，也引发一种新的话语观察角度。以往聚焦专家话语的研究更多地针对环境报道和健康传播，聚焦的是专家话语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其中讨论较多的是冲突叙事。而关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家话语，观察其如何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研判和预警，并形成一系列话语表达与修辞实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1话语破界:来自媒体的“邀请”
如果说2003年“非典”事件中存在媒体角色的功能性失语，那么新冠疫情中则面对信息与风险的系统性不确定，因为大量的网络媒体本身也是“风险的建构者”[1]。无论是“情景状态”论[2]，“基本价值”论[3]，还是更讲究系统论的“复杂理论”[4]，都可以看到对“危机”理解的核心是由于传统失灵所导致的“失控”，媒体的作用则是通过信息组织与来实现某种确定性。在研究者看来，“非典”是我国最早建立危机传播话语体系的事件。[5]但另有观点则认为，危机传播范式过于精英化视角，不利于关照公共卫生事件在不确定性的历时性空间里多元主体的对话，因此更倾向于风险沟通范式。[6]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界定中，相对于相关主体形象和利益的修复，风险范式更加注意危机情境下的沟通、回应与反馈，更为强调不确定性和系统性。[7]这次新冠疫情对于媒体来说，既符合危机传播关于传统失灵的“失控”界定，也符合风险范式中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特点。
面对新冠疫情，新闻媒体在进行信息传递和社会心理沟通的过程中，基于事实搜集、查证和呈现已经不足以完整地进行报道，而需要较大程度上借助专家这一群体的知识和话语生产来介入。而流行病学、呼吸病学、药品与免疫制剂等领域的专家作为在知识领域攻克和应对新冠疫情的群体，也需要面对公众发声，以提升和组织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意识。这在功能和角色上与媒体是一致的。因此，面对社会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性不确定”，新闻媒体对科学话语加强倚重的策略实质上是新闻与科学两个群体为了减少风险、增加确定性而在社会系统功能上的一种“耦合”[8]。可以看到，传统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的“权威解读”栏目、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的“专家解读”栏目、《科技日报》(中国科技网)的“访谈”栏目都通过对权威专家的访谈来发布权威信息;而新媒体方面，川报观察的“战疫小课堂”、澎湃的“科技湃”、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在线科普杂志《朴返》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呈现来获得互联网空间的舆论话语权。
如果我们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科学被视作嵌入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专家群体的行为逻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现实语境，科学知识总是满足进步取向和趋新发展的规律，与当下社会和人的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是问题原则，它总要回应和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医学等功能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最后是价值归宿，科学共同体总是奖励能突破禁区并最终带来人类福祉增加的研究工作。[9]如果沿着上述三个维度来进行类比分析，新闻媒体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具备类似的功能和属性。在现实语境中，媒体也是面向现实中的社会和人，在现实语境下进行信息的搜集、查证和呈现;对于问题原则，新闻媒体虽然不能直接干预社会的单项进程，但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和舆论影响来间接影响社会价值判断，并实现对现代公共生活问题的剖解;价值归宿上，新闻通过事实的记录和聚像(news icon)来共筑里昂·西格尔(Leon V.Sigal)所谓的“共识性过程”，彼此分享新闻人之间所共有的认知和价值观。[10]
因此，新闻生产与科学知识生产存在耦合的基础，而更进一步的举动就是打破边界。多位学者曾经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阐释社群时，采取了“边界工作”(又称划界行为，boundary word)视角[11]，以重申新闻行业内部的自我认知和共识，明确专业与非专业的边界。实际上，边界工作的概念最先就来源于科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Thomas Gieryn)对科学边界的研究[12]，通过对科学家、科学方法和科学论点的总结来达到区分、维护、扩大科学合法性空间的目的。在耦合过程中，专家突破科学身份获得媒体身份，专家话语突破科学边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当然，不同领域的边界存在着高低的区别。相比科学领域的边界工作来说，新闻显然是一个“浅边界”的领域[13]，其开发性和包容性更大。因此，这场基于危机和风险范式下的二者耦合实际上建立在一种来自媒体的“邀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