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话:话语状态与媒体角色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无疑拥有定义、判断和解释风险的绝对威权，科学理性也是公共决策的最重要依据。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中，科学理性的根本角色之一就是编织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安全光环，以解决社会公众的物理风险。同时，贝克也阐释了媒体以建构风险议题的中心角色地位，如果科学理性话语是解决这些风险的话，那么专家话语的媒体角色则是“驱散社会焦虑的乌云”。[28]
按照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香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专家话语通过陈述事物和连接事物，意图重新组织和搭建意义。[29]在此过程中，科学话语将获得舆论场中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从科学语境到媒体语境、从“知识阐释”到“公共表达”在修辞学意义上的结合实践(articulation)。[30]如果我们对比分析2003年“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媒体报道中的专家话语，会发现专家群体经历了三种话语形态的共时性变化:
(一)失语状态
在大众的长期刻板印象中，科学人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公共表达并非其主业，因此其公共话语状态是沉默的。这种沉默带有某种以潜心从事科学研究作为代偿的合理性。在“非典”期间，这种失语体现在对于话语的沉默，对于公共表达的放弃和枉顾。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失语则并非体现在沉默，而是话语修辞层面上的静默，也就是“去修辞”。
(二)坚守话语状态
借助权威主流媒体平台，在媒体的引导下参与公共表达，但在话语层面坚守科学思维话语，尤其是在修辞层面，将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作为修辞对象和目的，但保持较低限度的话语效果。[31]在“非典”期间钟南山成了公共空间话语坚守的代表人物。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专家话语也属于此类，通过科学-媒体的结构性耦合，实现科学话语的媒介化途径，实现对公共理性的塑造，对公共策略的影响，对公共价值的守望。
(三)积极话语状态
看重科学-媒体的耦合关系，积极地参与公共表达，尤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在深厚的科学底蕴基础上熟练运用公共修辞，话语指涉不仅限于自身专业领域，且完全介入公共空间。以“网红医生”张文宏为例，他不仅在权威主流媒体解答医学问题，还频繁出现在诸如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贡献“金句”和“段子”，这恰恰是积极话语态度的体现。他还对其他议题发表延伸观点，例如“孩子少喝粥，多吃鸡蛋，牛奶，三明治”，显示出他的公共表达已不受话语身份和话语框架限制。
相比专家群体，尽管媒体在舆论场中的话语角色占据绝对优势，但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需要作出一定的话语让渡。以新冠疫情为例，权威主流媒体需要搭建舞台以供权威专家就重大疫情判断发声，而各个新媒体平台则以不同形式来对公众进行科学素养的普及。因此，媒体角色更像是公共论坛(public deliberation)的组织者，要统合政府、专家和社会等各方的关系，并充当翻译、沟通、代言、协调等中介功能。[32]与以上三种专家话语形态相对应，从媒体-专家的关系来看，专家话语则存在三类关系性话语角色:被动主导话语角色、被动引导话语角色和话语共生者。
(一)被动主导话语角色
媒体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完全主导整个媒体议程和话语表达，只是针对某个专业领域来寻求专家帮助，将专家话语作为信源来处理和加工。与此相对的专家话语状态则主要处于失语状态，而话语表达修辞则完全处于被动主导的态势。
(二)被动引导话语角色
作为引导者的媒体邀请医学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进入应对新冠疫情的角色中，提供话语平台支撑和舆论权力授权，但体现出对专家话语身份的倚重，新冠疫情报道中的几位著名的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王辰、陈薇等要么是院士，要么是国家级别的高级专家。虽然仍处于被动引导的态势，但这些专家的话语也早已超越所谓信源的意义，科学视角全方位地介入到公共表达(public expression)的领域中，相关的专家也就可以称之为公共科学家，专家的科学话语也可视为公共话语。
(三)话语共生者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自生物学领域，是指在一个生态体系当中，彼此的功能是互相嵌合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共生的核心和目标是形成更为互融的话语共生态。这种话语共生态不仅是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的应然状态，更是一种成熟的媒体策略。
首先，因为一旦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公众的关注点就会从“大世界”收缩到身边的“小世界”，作为共生者的媒体不仅为专家群体提供信息发布和社会预警的平台，还能接受专家群体和个体以一个媒体IP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话语角色。为了培养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社会的科学参与和科学应对，消解大众对于科学共同体的误解和抵抗，媒体应当认识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性”，意识到与科学话语的长期性耦合和共振是在为大众建立一种新的媒介生态。
另一方面，与此媒体角色对应的专家话语应当是一种积极话语状态，即主动介入公共表达和修辞。在疫情应对上，科学知识和科学共同体能够通过媒体来有机嵌合到社会系统中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和支持。在积极话语状态下，社会力量也能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决定性因素进入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生产之中，共同架构和生产所谓的“有机知识”，在整个社会系统和公共策略中发挥能动作用，并最终实现推动社会和人类福祉的抱负。这同时也是社会学家魏因加特(Weingart)“科学媒体化”的初衷。[33]
注释：
（1）语料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20年01月20日节目。
参考文献：
[1]陈华明.网络社会风险论——媒介、技术与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78.
[2]M.J.Driver,Charles F.Hermann.Crises in Foreign Policy:A Simulation Analysi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70,64(3):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