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新冠病毒形容为“很妖的病毒”。“妖”字既能通过隐喻来指涉新冠病毒的邪恶，还生动描摹了新冠病毒在流行病学上诸多规律不明、变化很多的状态，这样的话语表达迅速取得了互联网空间的“刷屏”效果。在接受同一媒体采访时，他还提到，中国上海的防控属于“少林派”，而新加坡则属于“武当派”[23]，这一话语修辞则通过少林派的“刚”与武当派的“柔”来类比了两种抗击疫情的公共选择:强化外部防护还是着重内化管理。张文宏还有其他含有隐喻修辞实践的表达，借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实现了广泛传播，诸如“防火防盗防同事”“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最好的药就是免疫力”等，这些生动的公共表达使得张文宏被公众称为“医界段子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专家话语，他展示了在修辞框架中对喻体资源开发和阐释搭建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当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讲，隐喻修辞框架寻求对世界更为简化的客观认知，一套这样的修辞框架需要表达从高认知到低认知的转化。高认知即意味着对客观事物以逻辑关系紧密的方式来进行认知，而低认知则意味着储藏和召唤了强大的暗示和劝服效果。[24]这是值得专家在喻体资源的选择和借用上需要注意和认识的问题。
(三)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
故事来源于情节(plot)。故事修辞框架并非能和事件呈现划等号，如果说事件是一个客观性过程的话，那么故事则是被讲述者“卷入的经验”，在修辞中某些事件被挑选了出来，并被按照某种方式来进行叙述。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呈现中，当科学话语介入公共修辞，首先面临了“可述性”(narratability)的问题。因为科学规律本身作为理性认知的一种抽象活动是“不可述”的，而“不可述”既有“不具可述性”也有“不应可述性”两个层面，这是科学规约和范式所决定的。为了新闻生产的真实性和传播维度上的接受度，媒体的公共话语生产是希望具备一个连续、稳定和有机的故事修辞氛围的。那么专家需要配合媒体，在可述性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情节上的可构筑性(composability)，也就是说，应当追求表达修辞可述性上的平衡。
那么，一般什么样的话语被选择作为可述对象呢?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关于叙述学的说法，要“有违常规”，也就是说一个故事被讲述出来，是因为这个事件中有一段隐含的剧本(canonical script)被某种逻辑打破和违反，那么这个事件就会被叙述出来，也就是被标出(marked)。[25]那么，通过这一过程，被打破逻辑的隐含剧本也就成为专家想要标出的某个话语要点。
当然，“有违常规”在新冠疫情的专家话语故事修辞框架中并非唯一或有意选取的标准。在故事框架修辞中，也有媒体基于读者或者观众的“阐释语境”而选取的一种话语策略，使得专家在对事件进行分析和评判的过程中来参与话语的修辞。这其中并没有非常规的“标出”，而是符合一种新闻公共表达的可述性话语。
国家卫建委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对财新网讲述“武汉封城”这一决策，采取了故事修辞框架。在描述话语中，他和同是专家组成员的钟南山、李兰娟、曾光和高福等乘车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考察和回溯，他们在没有下车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观察和工作。[26]在这个故事中，四个专家一边在媒体上对公众发出强烈的预警，同时在疫情最关键的时候冒着极大风险进入华南海鲜市场考察则是被标出的行为，凸显了科学决策背后的艰辛和严谨。
(四)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
科学语言是高度抽象的语言，尽管其中也有日常和公共语言的部分，但是这些终究要服从逻辑严密的论述。例如，对于“物体在空中会重重落到地面”这一句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表述则是“物体在忽略空气摩擦力的情况下会以重力加速度向下运动直至撞击地面”。因此，科学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的一般性客观规律，科学语言修辞则主要是一种抽象话语，包括概念、命题、理论、数据等，这些语言又将科学演绎引致更高度的抽象层面。[27]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新冠疫情报道中专家话语在科学理性层面上的坚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修辞。科学话语尽量采取冷静和客观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性和推理性叙述，因为科学结论得以确立的根基就在于可证伪性，也就是需要科学共同体的验证，因此需要尽可能地排除主观性和特殊性语境。2.数据修辞。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学科，其基础逻辑就是数理逻辑，建立在流行病学的参照标准也是数据标准。因此，征用数据来佐证观点，是专家话语与一般的公共话语所不同的表征方式。3.去修辞性。修辞的本质是对话语进行社会性的改造以达到某种话语目的，但修辞的结果却是以窄化话语的空间的方式换得一种“具象性”。而科学话语则为了更贴合客观规律，话语量和修饰功能需要尽可能少，用平实地语言来保证话语的准确性。
钟南山在央视《新闻1+1》栏目接受白岩松的采访中首次做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研判的话语修辞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性坚守（1）:
白岩松:针对人传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钟南山:在武汉有这样肯定的证据，在广东有两个病人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在去了武汉以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回到家里后，两个家庭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
可以看出钟南山回答白岩松的话语策略是先进行证据和数据的罗列，再进行逻辑的推导，最后再展示观点。在观点展示前，还需要交代“现在可以这么说”这一前提。这样的描述框架既摒除了表达的主观性色彩，还极大地弱化了逻辑演进的主导性暗示，凸显了推导过程的客观和审慎;最后，在给出“有人传人现象”观点前，加了“肯定”二字以示某种专业性的判断和社会预警式的强调。
针对危机和风险，媒体希望将置于风险社会中“不明确”的部分变得可感可知，实现社会压力和焦虑的纾解，并达到一定的舆论目的。但是在科学逻辑的组织和传播中又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这种矛盾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从《新闻1+1》主持人两次针对新冠疫情的最新数据连线专家所引出的话语修辞，即可看出这一点。一次是2020年1月31日，突然出现确诊病例数据暴增，当主持人表达忧虑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回复:“大家不要被这三天的数字吓倒”，并解释了这是前期病人积累所致。另一次是2020年2月25日除湖北以外确诊病例降为11例，主持人代公众表达了“松一口气”的观感后，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则告知需要2个最长潜伏期的考验才能放松，并呼吁高度警惕侥幸心理。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媒体需要作为公众代言人，通过和专家进行对话，来实现修辞公共化的完成，最终产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劝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