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即使不考虑其他各种社会优待，仅就褒扬、抚恤标准而言，针对烈士的奖励标准，实际上也是远远高于一般见义勇为牺牲者的。
如统计显示，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这意味着，30倍、20倍的“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已分别接近150万元和100万元，合计近250万元，如果再加上“40个月的排职少尉军官工资”，累计差不多将接近300万元。
——这显然是上述陕西省《条例》中，针对见义勇为者“不低于二十五万元”和“不低于五十万元抚慰金或者奖金”的最高奖励标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蒋正全能被评定为烈士，而其家属也能依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褒扬、抚恤等一系列待遇，那么，不仅对其见义勇为壮举的褒扬、奖励规格将会更高、待遇更优渥，而且，其事后“家中年幼的儿子和年过七旬的父母”的抚养、赡养问题，势必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同时，即使没有捐款捐赠，也不仅更有利于“向英雄致敬” ，而且，在国家法定“烈士褒扬制度”的兜底下，也更足以“让英雄放心”——放心自己身后的孩子抚养、老人赡养问题。
诚然，作为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社会正义行为，“见义勇为”的内在精神价值，无疑既不应该也不能仅简单用金钱、物质标准来衡量、评价；
但同时又应当充分意识到，要想充分弘扬这种正能量、有效鼓励见义勇为行为，进而使之蔚然成风，不仅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而且确保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享受应有的体面、尊严，这种事后在钱财物质上的褒扬、抚恤待遇，无疑又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不可或缺，而且理应尽可能地从优从厚。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为更好地表彰弘扬见义勇为行为，也为了确保相关制度的更好衔接，针对像蒋正全这样“救人牺牲”的见义勇者，不妨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其“烈士”身份，也即，将凡是因见义勇为而牺牲者，在相关法律制度上，都不妨自动标配地一律认定为“烈士”。
应当意识到，无论是从基本的行为性质，还是行为逻辑上看，“因见义勇为而牺牲”，事实上都是一种至少不低于“符合烈士评定条件”标准的行为。
要知道，按照《烈士褒扬条例》，公民只要满足“牺牲情节特别突出，堪为楷模”条件，即便是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履职过程中牺牲的（因属法定职责，当然算不上是真正严格的“见义勇为”），实际上都有资格评定为“烈士”；
而众所周知，“见义勇为”行为认定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施救行为不属于本人的法定职业、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实属一种“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主要基于道德伦理责任的义举。
而既然如此——在法定职责之内的英勇牺牲行为，都可以被评定为“烈士”，那么，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因“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而做出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行为，无论是“牺牲情节”、还是“堪为楷模”的英勇、崇高程度，势必都将显得更为难得、更为突出，根本不可能存在“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情形，理应一律视同“烈士“，并按相关烈士标准，给予相应的褒扬、抚恤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