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刘昭妤也接触到一些城市中的未婚妈妈。2021年，刘昭妤参与制片的纪录片《未婚妈妈》上映，她因此认识一些“高知未婚妈妈”，“她们有些是海归，自己选精子生小孩，从事的职业有律师等，经济上有实力。”刘昭妤说，这些女性更希望获得认同感，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她们想给自己一个说法，其实她们已经做了决定，无非是让我给她们打气鼓劲，因为她们有的可能是婚姻或者爱情不顺遂。”
婚姻和生育变迁
家庭结构与婚恋模式不断变化，身处变化时代中的个人不自觉地被裹挟前行，未婚妈妈们的选择背后有时代的印记。
杨菊华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婚姻还是生育的前提，这个并没有动摇，但婚姻和生育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有所松动。”杨菊华解释，这其中有多重因素：一是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过去生育必须发生在婚姻内，但现在未婚生育越来越被社会、个人及其原生家庭接受；二是女性独立性的增强，女性经济能力大大提升，不再像过去，必须通过结婚才能生养孩子；三是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改变，同居现象增多，有的女性怀孕后可能进入婚姻，有的女性没有进入婚姻，但希望把孩子留下来，就成为未婚生育。
一些单身女性做出生育决定后，很快被父母理解和接纳。陈晨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退休前都是公务员。将分手和生育决定告诉父母时，陈晨还有些担心，相反父母很开通，“两个长辈认为没必要硬凑在一起。他们后来都觉得，这是我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陈晨说。
24岁的朱敏，19岁时未婚生下一子。朱敏称，儿子的到来是个意外，当时她年纪小，社会经验不是很多，但发现和前男友的价值观有偏差，对方还有家暴倾向，于是果断选择分手。朱敏的父亲起初劝和不劝分，但看不到男方会有改变，后来就放弃劝和。“家人支持我生下来，他们心疼我，担心打掉胎儿对身体有后遗症。”
生下孩子的前两三年，朱敏没有收入，经济上主要依靠家人，她也从刘昭妤处获得一些帮助。那几年，她在福建农村老家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帮父亲卖海鲜。现在，她到县城打工，孩子交给父亲和继母带，“爸爸几乎所有的快乐都来源于这个小孩”。身在农村的一些亲友，会认为朱敏未婚生下孩子对她是个累赘，但朱敏想得很清楚，“选择不可能美好的婚姻，不如自己赚钱自己花。”前一次感情的创伤还未褪去，她暂时不想找对象，她的心思放在赚钱上，正在琢磨下班后去夜市卖炒酸奶补贴收入。
未婚生育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有涌现。杨菊华介绍，近年来在欧洲、美国，有将近四成以上的生育是婚外生育。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受文化等因素影响对非婚生育有一些限制，不过近年来在日本、韩国也有增多趋势。2017年，日本有关部门曾做过一次人口调查统计，其中非婚出生的新生儿约占2%。“以前我做研究时，也发现日本的一些女性不想结婚，不想受婚姻的束缚和拖累，但是她们想当妈妈。”
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统计出中国非婚生育的比例。2021年，魏伟的一项课题——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单身生育研究，入围2021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课题立项名单，目前正在进行中。魏伟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很多未婚妈妈不愿意被称为未婚妈妈或非婚妈妈，这些词带有婚姻本位的色彩，她们倾向于叫单身妈妈，“她们认为我单身也可以成为母亲”。
魏伟表示，非婚生育，尤其是城市中的一些女性主动选择单身生育，带有明显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城市中出现的主动、自愿的单身母亲群体，不仅体现个体自主权利，还更显现出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交织嵌套，并且受现代婚姻和生育制度影响。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洲学者提出。杨菊华告诉《财经》记者，“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主要是解释婚姻家庭方面的转变，包括同居现象增多，不婚和晚婚、少生甚至不生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婚外生育现象和离婚率上升。
中国持续走低的结婚数据和逐渐走高的离婚率日益引起关注。2022年3月，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763.6万对，跌破800万对，创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而中国的粗离婚率持续递增，1979年中国的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为0.3‰，2000年时粗离婚率近1.0‰，2020年粗离婚率为3.1‰。
2022年8月1日，求是网发表一篇署名为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该文提到，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生育政策渐变
律师董晓莹从2015年起接触单身生育群体，为单身妈妈提供法律援助，并关注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益。今年7月中旬，董晓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单身妈妈政策上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技术上的，即冻卵能否向单身女性开放，一是单身生育能否享受生育保险。董晓莹表示，《社会保险法》并没有限制非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待遇，但一些地方的计生条例给非婚生育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设置关卡。还有一些涉及公职人员因非婚生育面临的就业问题，在一些省份单身生育的公职人员会受到纪律处分。其他的一些障碍在近年来逐渐消除，比如非婚生子女上户口问题，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等。
近年来，不断有代表委员呼吁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其中提到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在国家卫健委的官网，仍可查询到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称“原国家卫计委”）给当年全国人大代表相关建议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