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说：“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任溶溶无疑记得，而且，这个“孩子”一生没有离开过他。任溶溶说了很多次：“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他也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那个没有被他遗忘的“孩子”，成为他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任溶溶部分作品。图/受访者提供
所以，怎么会不快活呢？他写的上百首童诗中，有一首叫《怎么都快乐》：“一个人玩，很好！独自一个，静悄悄的……两个人玩，很好！讲故事得有人听才行……三个人玩，很好……”这首诗2017年被收录进最新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
童年是一个作家重要的创作母题，出生于1923年的任溶溶，见证过时代的波澜。那时，他叫任根鎏，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父亲开了家纸行，专门卖进口纸，家境殷实。5岁时，他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一待10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岭南度过。“散漫”的童年时光，他大部分时间用来看“杂书”，既有旧式“打来打去”的武侠小说，也有“四大名著”，但他不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也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诸葛亮一死，他也就不爱看了。和这些书相比，最吸引他的是两本译作：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和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只是那时，他还不清楚这种极富魅力的作品叫做童话，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亲手把这些经典童话再翻译成中文。
很快，抗战爆发，目睹世间疾苦的任溶溶没有心思再读闲书了，一心向往着革命。初中，他返回上海进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学校念中学，大部分课程用全英文讲授，因此，他在中学就打下了牢固的英文基础。后来以一人之力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的翻译家草婴是他的中学同学，他跟着草婴学了一阵俄文，觉得有兴趣，干脆请了一位侨居上海的俄罗斯人当家教，学通了俄文。
1940年，他和两个同学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为防止被家人找到，他按照出发的日期10月17日，将名字改成了“史以奇”，带他去的干部说，姓就不要改了，于是之后的几年，任根鎏成了“任以奇”。他在苏北编《战士报》，写标语，教唱歌，也打过一些小仗，还经常能看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可惜一年不到，他就患上重病，只得返回上海治病。病愈后，他考取了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
任溶溶大学毕业那年，抗战胜利，即将创刊、发表反法西斯战争报告文学、小说及新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新文学》杂志激发了他投稿的欲望，他尝试翻译了一篇土耳其童话《黏土做成的炸肉片》送去，没想到竟发表在1946年1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正巧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见他能翻译童话，就向他约稿。
为了找选题找资料，任溶溶到处去找可供翻译的外文原版书。那时，在南京路惠罗公司旁，有一家“别发洋行”，里面出售的儿童外文书琳琅满目，尤其是迪士尼公司出版的童话书插图精美，让他沉迷其中。这时，时代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得知任溶溶会俄语，也请他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自此，《小鹿斑比》《小飞象》《亚美尼亚民间故事》……他一篇接着一篇，一本接着一本，越译越觉得有意思，再也“不可自拔”。
“没头脑”和“不高兴”
正式进入翻译界，既要给杂志投稿又要翻译单行本，“任以奇”是常用笔名。1948年，在翻译出版《里马斯叔叔的故事》时，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带给他极大欢喜，于是他署上了女儿的名字“任溶溶”作笔名。以后，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也署上“任溶溶”，久而久之，这个笔名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自己竟真成了任溶溶。
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当中国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宏大叙事的作品时，任溶溶却投身于儿童文学。通过他的译笔，中国的孩子们第一次结识了意大利的洋葱头，英国的沙仙、彼得·潘……和他们一起经历冒险，长大成人。出生于1951年的已故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曾经回忆，在自己还不识字时就已经把任溶溶翻译的儿童图画书背得滚瓜烂熟，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夏洛的网》。图/受访者提供
1952年，任溶溶进入刚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任译文科长，后任编辑部副主任，负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除了经典英文作品，他还翻译了大量前苏联儿童文学，例如当时风靡过中国读书界的《古丽雅的道路》《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以及普希金、马尔夏克的童话诗，因此他也被称为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开窗者”。有人作过统计，1949年到1966年，全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书籍共五百余种，任溶溶一人就翻译了五十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