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经典童话翻译得多了，一些形象和情节在他头脑里自己跑了出来。有一次在少年宫和小朋友一起，他用自己生活中的经历编起小故事。任溶溶小时候常常糊里糊涂、丢三落四，好像个“没头脑”，他的儿子当时正处于刚刚萌发自我的年龄，妈妈让做点什么，总说“不高兴”。任溶溶讲的时候，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当时的《少年文艺》杂志出版社听说了，让他干脆写下来。平时忙于翻译，等距离截稿时间只剩两小时，他才开始写作这个童话故事，只用半小时就把《没头脑和不高兴》写好了。196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动画片，成为中国幽默夸张类童话中最成功的经典之一。
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自上世纪20年代萌发，发展至五六十年代时，已经诞生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其中相当独特的一个。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受到近代特殊历史背景和“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相对沉重的现实主义主题，教育的功能性比较明显。《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如果单独看，也许只觉得有意思，但将其放置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会发现，其中的幽默品质和游戏精神，不要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是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中，也是稀缺的。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陈力强认为，这与任溶溶的天性以及极早翻译众多经典外国童话的文学视野分不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任溶溶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Nonsense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西方童话，Nonsense文学并不试图告诉读者什么，教育读者什么，它往往只是一种游戏之作，而且不遵循事物常理，以丰富的想象、怪诞离奇的情节和谐谑取胜，其最富代表性的作品是《爱丽丝漫游奇境》。可以说，在《没头脑和不高兴》出现之前，中国没有Nonsense类型的作品。
任溶溶曾说，对成人，nonsense可能没意思，但对儿童来说，nonsense不只有意思，而且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存在。任溶溶在那个年代相当先锋的思想，使得他的原创作品跨越了时代，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小读者的喜爱，而那些经由他译笔才得以降临中国的童话人物，也为后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打开了眼界。例如1979年，他把瑞典童话家林格伦的作品带进中国。
那时，任溶溶深感中国和世界隔离得太久，便有意识地将安徒生奖获得者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林格伦是他选中的第一位。林格伦笔下的“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都绝不是传统的正面儿童形象，尤其皮皮，她是一位力大无穷、爱吹牛、喜欢恶作剧、打同学、反抗老师的女孩子，她做的事因违背大人意愿总是被称为“坏事”，可以说是一个与人们的惯常审美格格不入的女孩形象。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还不很解放，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作品与中国儿童文学中推崇的“乖小孩”形象并不相符，担心这样的作品会带坏小孩子，被批评成“坏书”，但任溶溶还是坚持一口气翻译了林格伦的8部作品。最终，在一片争议声和惊异的目光中，这些全新的儿童文学作品顺利出版发行了，尽管在出版时，出版社要特别在前言里写出：“小飞人做了很多奇事，也做了很多好事。”
林格伦的作品也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正如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所说：“他是‘文革’之后第一个放眼世界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可以说，正是通过他，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才真正打开了眼界，他也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
“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宽广的视野和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智慧与才华，给任溶溶的译作打上了鲜明的“任氏”烙印。作为一个从小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大学毕业论文做晚清四大小说家研究的人，他完全有能力卖弄文采，可是在他的译文中却看不到任何纯文学教条的影子，更不会“掉书袋”。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魏育青眼中，任溶溶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既注重儿童文学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味。既然是给中国的孩子看的，他在翻译世界儿童文学时做了相当多处理，但又非常注重把外国的文化要素带进中国，两方平衡。
任溶溶作品集。图/受访者提供
方卫平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担任博士生导师，每次给学生上课，讲到外国儿童文学，他带的都是任溶溶的译本。有儿童文学爱好者在网上对比了任溶溶和其他翻译版本的区别，说他的译文最温暖亲切，译者与读者似乎没有任何距离感。他的作品无论翻译还是原创，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成年人俯身说话，甚至也不是蹲下身来的成年人，他的身体里有个永不老去的“大孩子”，这个“孩子”与他所有的小读者，是平等的。
很多人觉得，一生都幸运地葆有一个孩子气灵魂的人大约一辈子平顺，可是任溶溶这一生，并非没有挫折和困顿。1968年，任溶溶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夏克”而受到批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饲养场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