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按：本文主人公李玲是一位纪检干部，经过与癌症抗争387天后，于2022年9月26日离世，她静静的，从容的走了，有如“秋叶之静美”，我们含泪见证着一个生命的离去......感受到她对工作的挚爱，家人的不舍，人世间的牵绊；根据她生命晚期陆陆续续的口述，我们编辑并整理此文，希望更多的人珍惜健康，珍惜生命，珍惜每一天睁开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李玲自述：
2021年9月4日，例行体检中，我被确诊了胃癌晚期。我虽害怕但忍住没哭，平静地接受了。一年多来，我在杭州、上海和北京的大医院到处求诊、住院的过程中，每次我都抱着莫大的期望，幻想着上一家是“误诊”——可是，不但失望，而且病情在一步步恶化。好容易有空闲的我，想了很多……
工作中的李玲
1978年7月，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县城。妈妈是老师，爸爸在粮食部门，还有一个小4岁的弟弟。中学时，我不是很用功，但成绩还不错，常常得到老师鼓励，我的人生规划就早早确立了:做一名建筑设计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997年高考填的是一溜的建筑院校，但“提前录取”栏，妈妈说不能空着吧，就报了西南政法大学。结果我被录取了，我的“建筑师”梦就没有了。
四年的侦查专业对我影响很大。它培养的是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而非单纯地把案子破掉，这与古人说的“授人以渔”是一个道理。比如一个案件给你，教你该从什么地方去突破，关键是方法和思路，这对复杂案子尤其有用，如反贪、毒品和凶杀等案件。
2001年大学毕业那会儿，“公考”还不像现在这样热。我参加了杭州、上海、苏州等自己最喜欢的三地公务员考试并都考上了。
来浙江的缘故主要是我是被杭州检察院首先面试并通过的，随后被分到了建德，这让“与西湖为伴”的我有点懵了。但同时，上海某单位也通知我面试。正犹豫呢，母校却“效率颇高”地把我档案寄到了建德。这样，心有不甘的我拖着行李来了。
来到后，第一眼就被美到了。正值酷暑的新安江畔，江面袅袅升起的白雾让人分不清人在雾中还是雾在人中，缥缥缈缈的。我心想：“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吧”。而当微风吹过，清凉得格外舒服。我脑海里满是建德为何这么“美”的各种疑问，也就在那一刻，我喜欢上了这里。再后来，我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现在儿子都16岁了。
我喜欢孩子。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中，我发现涉事孩子很多都来自于不健全家庭，这激发了我的母性。经常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坏人，但你千万不能在坐牢时学坏。”“冲动违法”是他们的共性，但我必须要为他们今后很长的人生去考量。很多孩子都为我这句话感动，好好改造，出来后有的还来看望我并送来锦旗。
我是当时单位里唯一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女检察官。多年多岗的磨砺中，我不断理智成熟，许多论文和奖励也伴着我的付出。说到办案，已不仅仅是“辛苦”能概括的，它实际就是“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问题。做这活儿，你几乎顾不上家里，孩子调皮了、成绩下降了和家庭小纠纷等等，如果女主人在家，处理起来顺手些，可一忙起工作来都顾不上——现在想起来，应该多多陪伴家庭的。
办案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员基本上没有富余的。如谈话和审讯，必须两个人以上，到饭点儿能不能出来吃？那必须有人替换你才行。办案长期连轴转，对任何人身心影响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女性。
但工作怎么办？总得有人去干、去熬、去拼命吧。据我所知，周边县市区，全程参与侦办案件的一线女性，是罕见的。半个月一个月的不能回家，对家庭的参与度实在太低。
2017年我调到了纪委工作，办案的压力小了很多，也有时间想想自己的人生了，我总是觉得我是幸运的，爱情、亲情、友情溢出的幸福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从小姑娘到母亲，从懵懂小白到业务骨干，美丽的富春江，美丽的建德见证着我一步一步成长。
可是，这突如其来的病魔，让一切都偏离了轨道。从一个工作上的业务骨干，变成了四处求医的癌症患者。我杭州、上海、直到北京！因为我希望能用最先进的治疗手段，用最新的药物，最好的专家给我一线生机。
2022年1月9日，我在北京和病友一起合租了一套小公寓，在寸土寸金的首都有了落脚点，问诊、吃喝住行也都方便了，解决了大问题。
在等待住院的日子里，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小日子”，如“老北京”一样，到点做饭，起早遛弯儿，家长里短的。
1月18日，是住院第一晚。本以为12人混住的大病房夜晚会不安静的，但除了疼痛的呻吟声和呕吐声外，偌大个病房里并没有其他声响，大家走路都轻得像猫。
治疗和住院的奔波，我也“久病成医”了。以前的业务书让位了。但现实是残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发现：所有积极的治疗，所有的乐观向上，都无法遏制病魔的疯狂。人的主观能动性，此刻变得很无力，主宰你的是命运。而我现在，就被命运按住了头，咀嚼品味生死，但我学会了冷静面对。
记得去年10月6日清晨，正值长假，我在租房所在的小区里散步。遇到的说着儿化音浓重的北京大爷大妈，我也有模有样地学上几句，心中祈祷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到白发苍苍了也能早起遛弯的那一天。
很快地，我的书单，变成了如何“平静”地接受一切的书。那个被同事戏称的“女超人”，虽然此刻成了躺在北京的“女病人”，但仍然要振作，要不屈，要努力。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其实，除了生死，其余都是擦伤。
与自己心目中的“神一般”存在的医生沟通时，我是无比“膜拜”但也体会到了他们的严谨：坦诚，直接，有一说一。从他们多种手段、多种药物的努力中，我似乎猜测到了自己的结果，但仍一次次抱有“万一”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