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民间商品纸生产。
泗洲造纸作坊应该属于第一类。“国营造纸厂”的选址自然是十分讲究的。
首先是水。水是做一张好纸的关键。叶浅予在《富春江游览志》中写道，“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
泗洲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这里的水系十分发达。两条溪环抱泗洲。一条叫白洋溪，亦叫泗洲溪，光绪《富阳县志》载，“白洋溪发源县东北诸山，曲曲南流三十余里，由苋浦入大江”。还有一条叫新义溪，经泗洲并入白洋溪。其次是原材料。富阳是竹纸之乡，最主要的原材料自然是竹子了。“竹纸就是用竹子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复杂手续处理后造出来的纸”（《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也写道：“又吴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
但是，要撑起如此大的一家“国营工厂”，还需要一个广阔的市场。
宋朝的时候，纸的用途非常广泛。《渑水燕谈录》说两浙等地“多造纸袄为衣”。当时的纸衣、纸袄通常为生活贫困者所穿着。诗人陆游就曾吟咏过雪天盖纸被的感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暖于绵”。纸甚至成为了制造兵器的原料，有纸甲、纸炮等。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
当然，在富阳这个县城，最需要用纸的还是每天都要抄写经文的寺观庵堂。泗洲附近，恰好宗教场所并不少。除妙庭观和泗洲庵外，东坞山的“九庵十三寺”也是泗洲造纸作坊的重要客户。
真正的大客户在杭州。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镠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在当时，杭州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
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说道：“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
到了南宋，宋高宗“车驾驻跸临安”，杭州更是成为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录杭州的书铺、裱装铺、纸扎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杭州刻书行业的发达，自然也带动了周边造纸行业的繁荣。《咸淳临安志》中说道：“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札用之。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泗洲距离临安城仅三十余公里，陆运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朝发夕至，水运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做好的纸张沿白洋溪而下，经苋浦，至富春江，再顺流而下，就可以抵达杭州了。
然而，这么大的一个作坊，却伴随着南宋的灭亡，也渐渐湮灭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层红烧瓦砾堆积，似乎说明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这里曾遭遇了一场火灾，作坊毁于一旦。
泗洲造纸作坊消失了，但它所叠加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造纸工艺更迭、发展的生产空间格局关系，成为中国古代造纸术工艺流程的见证，成为中国造纸术伟大发明的最直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