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公众号“半月谈”发文提到，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办案人员分析指出，他们有的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一辞了之”。
从相关案例分析，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的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提前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自身能力问题，有的是性格原因，有的是身体疾病原因，有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等。“提前离职或退休是为了后面谋划腐败做铺垫者只是其中一类，不能以偏概全。但这种隐形变异腐败行为的危害性值得重视。”他说。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李火春表示，部分领导干部改变“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模式，企图通过延期兑付的手段逃避监管和法律制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离职与否，只要实施了贪腐行为，就必然会受到追究”。
屡现“逃逸式辞职”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搜索发现，2022年以来，在被查官员的通报中屡屡提及“逃逸式辞职”。
所谓“逃逸式辞职”是指一些党员干部以为离任后可以万事大吉、既往不咎，抱着“猛捞一把就辞职”“见好就收”的侥幸心理，妄图通过提前退休（辞职）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查处。
川观新闻曾援引一位从事多年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的话称，“逃逸式辞职”一般分为两种情节：一种是在职期间有违纪违法行为，妄图通过提前辞职退休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另一种是指离职或退（离）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好处。
从相关通报表述看，一些官员在退休前辞职，有逃避惩处的目的，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提前退休实现“平安着陆”。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被查。
沈曙寰生于1979年4月，浙江海宁人。通报称，沈曙寰妄图通过辞职逃避组织调查，将国家支持外经贸的政策性工具异化为满足个人贪欲的“私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信保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象。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之后不知敬畏不知止，在察觉可能案发后，企图“一辞了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辞职”，性质恶劣。
企图通过辞职，来逃避被查厄运的案例并不鲜见。
2022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被查。通报显示，贾楞在行吃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辞职”，妄图逃避纪法惩处，继续恣意敛财；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对信贷资金最终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022年2月，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被查。2019年，时年58岁的江传宝主动辞职。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称，江传宝违规发放贷款，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费尽心机逃避组织调查，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沉迷推杯换盏，与老板商人结成“吃喝圈”“玩乐圈”。
还有的案例显示，有的官员提前退休，目的是到相关联企业领高薪。
2022年7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案，并将此案定性为 “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案例。
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从2001年2月，就在中国光大银行任职，2018年9月，在60岁到来前夕，他却主动辞职。
通报称，张华宇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损害光大系统政治生态。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2022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被查。黄曦在建行工作整整32年。2018年7月，时年不足54岁的黄曦辞职。一个月后，她便加入地产公司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22年5月，黄曦被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通报称，黄曦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的典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半月谈》援引中部地区一位县级干部的信息源报道称，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可见，卸任不代表“安全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