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3月，顾伟的爷爷哮喘病情加重，这让工作正繁忙的顾伟很苦恼，“他会把门框磨得很响，吵得我们都睡不着觉”，顾伟觉得，老人经常在晚上“故意弄出一些声音”来获取关注。当时，顾伟和丁晓冉也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冲突，频率最高时一周两次。顾伟说，在冲突的过程中，丁晓冉也会出手反抗，但因为男女力量悬殊，所以总是他占据了上风。每一次，他都是打丁晓冉的手或者身体，“但最多不超过5下。”
4月6日早上，顾伟和爷爷因为晚上的“噪音”发生争吵，情绪失控的他拿起一把拖把向爷爷砸去，接着又出拳殴打爷爷的脸。当天，在父亲的劝说下，顾伟与丁晓冉带着儿子暂时离开家，去一位亲戚的婚宴上吃席。到达婚宴现场后，顾伟径自走到饭桌前，走在顾伟后面的丁晓冉指责他“不抱孩子”，两人因此事争吵起来。
顾伟回忆，婚宴结束，他们回到岳母家，丁晓冉拿出包里的喜糖扔向了自己。他非常生气，但因为是在岳母家里，便忍了下去。“如果是在自己家的话，我肯定会直接冲上去打她。”
当晚，顾伟和丁晓冉带着孩子睡在了岳母家。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丁晓冉起床上洗手间，顾伟感觉自己被妻子踹了一脚，“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那一脚是用了力气的。”多日来积压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他握紧右拳狠狠地砸向了丁晓冉，速度很快。“我跟其他男同学或者男同事打架都没用过那么大的力气。”顾伟记得，当时被自己猛烈拳击的丁晓冉连叫喊都叫不出来，只是在痛苦地低吼。现在顾伟回想起来，“如果她去医院检查的话，应该是已经被打成了脑震荡。”
顾伟说，打完丁晓冉后，那天他照常去上了班，并在下班后回到自己家。他向父母说明了早上的事，希望他们能给一些意见或者帮助，父母却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其实一直都知道我在家暴小丁，但很少站出来说点什么。”最后，是顾伟的两位叔叔带着他去到了岳父家。他向岳父保证，自己一定不会再打他的女儿。
岳父给顾伟的叔叔们泡好茶，将丁晓冉叫出了房间，告诉她，无论是跟着顾伟回婆家，还是继续住在家里，“做父亲的都会支持她。”听了这话，丁晓冉转头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将房门关紧。此时，桌上的茶还未凉，顾伟与叔叔只得离开了岳父家。
几天后，顾伟又独自带着礼物登门道歉。这一次，“岳父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从施暴者到反家暴志愿者
2014年5月上旬，顾伟收到了一个邮政快递，拆开后发现是法院传票。丁晓冉已经在当地法院向他起诉离婚。
“不知所措”，这是顾伟收到传票后最强烈的感觉，他并不想离婚，“因为我觉得婚姻如果完蛋的话，一个男人就是失败的男人”。一方面，他开始在网上搜索答辩技巧，希望能够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另一方面，他每天都思索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总是忍不住要动用暴力？那个根源到底在哪里？”
有一天，他独自看电视时发现了一部叫做《中国反家暴纪实》的纪录片。在纪录片里，他第一次以观众的视角看到那些被丈夫殴打的女人。“她们的表情都很惊恐，让我想到了小丁。”在四下无人的房间里，他开始为自己的施暴行为感到羞愧，“那时候我每天都很痛苦，浑浑噩噩。”
顾伟记下了这一纪录片的播出时间，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准时观看。在纪录片播放到第七集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拨打了片中出现的“白丝带男性终止性别暴力”热线。这一热线由方刚在2010年成立，接线员均是资深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经过专门的社会性别培训，旨在帮助身处性别暴力中的男性。
让顾伟惊讶的是，电话另一端的接线员在听了他的事迹后并没有指责他，而是为他提供心理辅导。他告诉接线员，其实他也不愿意做一个施暴者，可是每当情绪一来，还是控制不住要打人。顾伟回忆，接线员们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帮助他直面了问题，告诉他“施暴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顾伟持续数月拨打了“白丝带”家暴救助热线，将自己的苦闷通过电话抒发出来的同时，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家暴的根源。“原来我也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他意识到，在父权文化下，作为男性的他被社会要求了太多东西，既要会挣钱养家，还需要阳刚、有大男子气概，“但是这不一定是对的。”
通过“白丝带”官网提供的信息，顾伟加入了志愿者QQ群。2014年9月，他还通过签名、附身份证的方式做了宣誓，自愿成为一名“白丝带”志愿者。那张宣誓书上，他这样写道：“不再使用暴力，面对暴力现象也不再保持沉默。”
成为“白丝带”志愿者后，顾伟参加了一些志愿者活动。最远的一次，他去到了山东济南，参加一个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关于中小学生性别教育的讲座。在讲座过程中，他结识了方刚。方刚列举了许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不公待遇。比如职场歧视、月经羞辱等等，“那些例子我听着听着就感觉确实是这样，慢慢开始纠正了我身上一些大男子主义的想法。”
有了这次经历后，在2015年国庆假期，顾伟再次受到方刚的邀请，以“白丝带”志愿者的身份去北京参加活动男德班——“一个男性行为辅导课程”。片刻思考之后，他答应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