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叶特·比切·斯托 资料图片
在整个19世纪，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第二畅销书，其社会和历史影响力可见一斑。在她的书中，斯托夫人揭示了长存于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例如人口贩卖、奴役剥削、种族歧视等，表达了对于非洲裔农奴的同情，同时也鞭笞了白人奴隶主们的自私和残暴，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种族、平等和蓄奴问题的思考。与简·奥斯丁相似，斯托夫人在小说中的描写更多地关注了当时的社会语境，探讨了她们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呈现出的社会百态和市井民生。
但与简·奥斯丁不同的是，斯托夫人显然没有将自己的描写中心置于闺房之内，而是把目光投射在了更为广阔的北美大地上，聚焦于更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某种程度而言，斯托夫人对于蓄奴问题的关注其实也隐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痕迹。在她的作品中，如果白人奴隶主和其背后的蓄奴制度象征着一种父权社会形态，那么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对奴隶制度的批判就是一种颠覆固有父权社会制度的行为，关注了被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心声和诉求。对于斯托夫人而言，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既是非洲裔奴隶们，也很有可能是美国乃至西方的女性作家群体。
4.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20世纪初，诸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瑞贝卡·韦斯特、奥莉芙·施莱娜、多萝西·理查森等西方女作家继承了19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诸多传统，并进一步开拓进取，在关注女性心理发展和社会权益的同时，使20世纪的女性文学写作进一步发展。以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例。与简·奥斯丁不同，伍尔芙的写作并非一味地将故事的主人公设置为女性人物，而是常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展现和回应20世纪女性所面临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并暗示了自己的新想法。
弗吉尼亚·伍尔芙 资料图片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远航》《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三个畿尼》等一系列作品被认为促进了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探讨了自19世纪以降英美女性作家们常关注的话题，例如女性的财产权、投票权、教育权和子女抚养权等，还进一步呼吁正视女性权益和性别身份问题，同工同酬，提倡平等，反对歧视。诚然如此，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并不以女性主义作家自居，甚至多次试图回避这一身份。对于伍尔芙而言，她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细腻的文笔和观察，深刻地思考了思想意图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运用意识流写作等新的叙事方式，颠覆了已有的文学传统，促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而放眼近五十年，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出理论化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普遍将女性身心体验与族裔、阶级、身体、创伤等理论相结合，思考了女性与历史以及社会其他因素之间复杂的交织性。更多来自于英美国家少数族裔以及边缘群体或前英美殖民地地区的女性作家不断涌现，并受到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的认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扎迪·史密斯、萨拉·沃特斯、阿兰达蒂·罗伊、德赛母女、艾勒克·博埃默和莎拉·侯等。这些女作家们普遍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有关少数族裔或社会边缘群体的经历，徘徊在现实与记忆之间、“家乡”与寄居地之间以及疏离和归属感之间。这不仅加深了她们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也进一步促进了英美文学多元化和跨文化世界性的发展。此外，她们的作品也强调了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在试图融入英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赞颂了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女性人物在身陷困境时不畏困难、勇敢独立、勤劳善良和仁慈博爱的品质。
通过以上这些女作家们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英美女性作家们是如何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逐步在英美文学的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看到。在20世纪前半叶，以冰心、林徽因、庐隐、秋瑾、张爱玲、萧红、丁玲、凌叔华、石评梅和陈撷芬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纷纷涌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在近几十年间，以铁凝、王安忆、张洁、霍达、迟子建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当代女作家们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自己和读者呈现了独特的文学想象空间，也向读者们展示了女性作家的魅力。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更多的女性作家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如同春日的繁花一样，绚丽绽放，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0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