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庆历三年（1043），持续了多年的宋夏战争在军事层面已经停战，进入了磋商和谈阶段，虽然距离具体的和议达成还有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战争过去，宋仁宗和他的大臣们都松了一大口气，觉得有望恢复战前的宁静。然而，到了这年五月，京东安抚司递交的一份报告却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在报告中负责官员提到，“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人，杀“巡检使朱进叛”。
如果只看报告，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与其说是一场暴动，不如说是一场闹剧：领导者王伦是一名普通士兵，而他杀官造反整个过程，也不过就是因为积怨杀了自己上司，一个位阶不过七品的小官。规模更是小得可怜：起事时的参与者拢共加起来也不过50人，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仅裹挟了200到300人。搁在其他任何一个盛世王朝，这甚至都不算是一场值得朝廷认真应对的造反，大概率也就是上报到当地郡守主管一级，调动几支本地武装敉平了事。
然而在北宋仁宗朝，这种小规模暴动却有着不同的画风：就凭着手里的四五十人，王伦居然先是占领沂州，然后一度北上攻密、青两州（今山东诸城、益都），转又乘虚南下，攻泗州（今江苏盱眙）渡过淮河，先后攻入楚州（今江苏淮安）、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泰州及高邮军。等到了高邮之时，王伦已是公开身穿黄衫，手下均面刺“天降捷圣指挥”，演变成了一场让朝廷再也无法忽略的反政府叛乱。直到七月，这伙人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采石矶被下了大力气的朝廷剿灭。
仅仅凭借几十个人，王伦就能“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庞若无人”（《论京西贼事劄子》欧阳修），如果这事发生在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乱世，倒也没什么稀奇，但出现在被后人颂扬为“清平治世”的北宋仁宗朝，就多少让人觉得尴尬了。然而王伦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八九年间，在北宋的境内各种叛乱和民变层出不穷，几乎贯穿了宋仁宗所有剩下的统治时间，给这个外表光鲜的时代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