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文，除了有文采，还有一股“仙气”。清初文学大家王士禛曾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含有“仙气”，可能与他少时便拥有一颗“道心”有关。不过那时他还无此觉悟，直到二十岁读《庄子》，才顿悟自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也就是说，他的“道心”与老庄相通。这让苏轼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形成了这样的风格：豁达洒脱，顺其自然。
尤其在逆境中，这种风格更突显。比如被贬黄州，这时期是苏轼的人生低谷，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因“乌台诗案”，他被构陷入狱，差点被杀头。这种炼狱般的磨砺，好像反而使他的道心得到了升华，表现于诗文中，焕发出了不一样的神采。因而被贬黄州后，他写出了诸多千古名篇。
可以这样说，苏轼被贬黄州前，他的诗文，更倾向于情的表达，圄于情的执著。最典型的，就是他悼念亡妻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而被贬黄州后，因道心的升华，他的文风明显转变，跳出了情的樊笼，显得超然物外、出世达观，表现出了更广远的历史观、人生观和宇宙观。
他那首传诵千古的《念奴娇 ? 赤壁怀古》，一开篇就仿佛向人展现出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令人振聋发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在最后，却以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戛然而止，引人深思：再久远的历史，再英雄的人物，也终究如云烟，如梦幻，没必要太执著。
在《前赤壁赋》中，苏轼的道心超然物外，大有看破红尘之意。他写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而在《后赤壁赋》中，他的道心好像有了更进一步的觉悟，禅机深邃，俨然已萌求道之心。因而他在文后写他梦到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道士只问了他一个极寻常却又颇耐人寻味的问题：“赤壁之游乐乎？”
苏轼在贬谪黄州的第三年，写了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的虽只是生活中极普通的小事，但那种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却跃然纸上。他对庄子处世之道的领悟，在这首词中，也得到了突出体现。
苏轼被贬黄州后，开启了他漫长的贬官生涯。后来他还被贬至惠州和儋州，他曾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仕途的挫折，生活的磨难，消尽了苏轼的“尘心”，他也由原先的“执著于情”，到最后“忘情”，正如他在《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所说：“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拥有这样的道心，也难怪他写的文章如此超凡入圣，蕴含“仙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