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帝国都会对自己的都城选择极为重视。历史上的周、秦、汉、隋、唐在这方面就表现的极其明显，不是选了关中的西安，就是为经济利益而东出洛阳。皆因两地有名山大川拱卫，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
这种模式一直到北宋建立，才被人为的彻底改变。哪怕新都四周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险，也挡不住决策者以四战之地为首的恒心。但当我们深入分析其内在逻辑，就不得不承认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必然结果。
开封vs洛阳
赵匡胤几次想把都城搬到洛阳
早在北宋建国初期，关于新朝建都何地的意见就不统一。手握兵权的太祖赵匡胤，就对暂时驻扎的开封不太满意，认为理想的建都之地仍是西安。只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觉得有运河通过的洛阳更为方便适中。
直到公元976年，赵匡胤还一直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年4月，他就利用出巡当地的时机，再次提出迁都动议。先后搬出东周与东汉的典故，认为那里是确保帝国长治久安的优选。但诸臣在这个问题上是丝毫不让，提出开封是国帑重兵所在、宗庙社稷不可轻动等多个理由，坚决反对皇室将屁股挪出开封。就连自己的亲弟弟赵光义也站出来反对，标榜治理国家的要素在德与险，而非静态的山川地形。皇帝争论不过群臣，便彻底放弃了迁都打算。
洛阳的防御形势 明显好于开封
北宋定都之争的结局，看似由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世纪上却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尤其当竞争者也是位于运河前沿的洛阳，地域优劣的考量就非常凸显。虽然从隋唐时代开始，洛阳就被赋予了经济首都职能，但开封同样是内陆的漕运交通枢纽，并且距离粮产区更为接近。五代的后周朝廷，就把蔡河、五丈河与汴河沟通起来，使得当地的漕运能力大增。等到北宋建立，又将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水系横贯城中，打造出“万国咸通”的不二地位。足以将更西面的洛阳比肩下去。
此外，将粮食物资转运到洛长的工作，在唐朝时已表现的非常困难。例如在唐肃宗时期，由于冬季寒冷，南方的运粮船便没有即时到达洛阳。大批驻扎在京师的禁卫军居然准备密谋造反，瞬间就把皇帝自己也吓得不轻。因此，后世的统治者就逐步将重心迁移到开封，尽可能避免路途与气候影响漕运的输送时刻表。再通过这些很少晚点的河道粮船，将大量兵力聚集在中枢区域，形成规模超大的禁军部队。两种相辅相成的因素配合，就是所有汴梁朝廷的力量之源。
漕运供养的大量禁军 是汴梁政权的支柱
盘根错节的利益所在
北宋时期的开封城景象
虽然开封不像洛阳那样有坚实关卡保护，但地势开阔的一马平川，却利于优势部队的向外投送。也就是说，利用出击方便的精锐部队，时刻威胁有地形掩护的四方军头。不仅符合五代十国阶段的斗争哲学，也继而被猜忌盛行的北宋所直接继承。只要将优势资源捏在手里，就不担心会在身边出现一个能与自己抗衡的巨大集团。
从日后的整个北宋王朝历史来看，建都开封的格局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初期的攻灭列国大军，就大都来自开封的漕运线路附近。派驻四方的封疆大吏，也毫无可能积蓄起充足实力。尽管总是被后世批评家们抨击为削弱边防，但宋军一直靠京城方向的快速支援，应付那些远距离上的潜在风险。只要四通八达的中枢不受影响，就可以在理论上将一支军队反复调拨，先后转战关中、河北与江浙。
运河不仅输入粮草 也输出武装力量
此外，赵匡胤的非正常上位方式，也决定了他在许多层面需要向手下妥协。毕竟，无论自己握有多少军队，都很难洗刷掉陈桥兵变的篡位名声。后周政权原本已较为稳固，培植出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军政班底。乃至到北宋建立，还有大臣韩通因反对赵匡胤而被杀，也从侧面反应出新朝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赵匡胤为了维护新政权而经常需要妥协。不仅任命范质为宰相，还必须维持诸多后周的官制和礼仪。这些贰臣的田宅资产家眷均在开封，自然不愿意陪皇帝再去洛阳发展。因为王朝都城的变迁，就意味着旧都的地产价值下跌。等到新建首都的土地价值上涨，原有资产可能已大幅度缩水。人的寿命毕竟有限，很难在后半辈子再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自然对迁都洛阳的方案是异常抵触。
赵家人得位不正 是前期政治妥协中的软肋
恶劣的结局
开封最终被证明是防御者的黑洞
公元1125年，北宋王朝的战略哲学，终于在新一波威胁面前轰然崩塌。彻底消灭辽国的女真集团南下，开始向羸弱不堪的汴梁发起进攻。宋徽宗立刻携带细软与近臣难逃，最后一次发挥出运河系统的交通便捷。
次年1月，金国军队就彻底包围了开封。城中守军依靠多年积累的物资储备，与从未交手的新敌人展开交锋。但因四周不存在其他阻碍敌人前进的地形关隘，所以金人的南下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加上北宋立国至今的舍周边保中枢思维，让黄河以北的许多州县都不愿成为牺牲品。结果不仅无法阻碍女真南下，反倒为其提供辎重、兵源和向导。长期酝酿的区域矛盾，也终于在大难面前被彻底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