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本身就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得到蔡本的举报后也大为吃惊，但他不相信魏观有称王的野心，便命御史张度前往调查。虽然调查结果只是搞了两项工程，但张度在汇报时却说魏观的行为是“兴灭王之迹，开霸主之泾”，即蓄意恢复张士诚时的旧观。朱元璋本来就对苏州不大放心，生怕张士诚的残渣余孽伺机反叛，现在听张度说魏观他们在张士诚王宫废基上搞这样的工程，这与给张士诚招魂何异？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杀心顿起。
魏观、高启被杀后，朱元璋慢慢从震怒中冷静下来，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便允许死者家属收葬，但为了树立大明帝王的尊严没有给予平反。后来御史练子宁曾以高启等人为例劝皇帝不要滥杀，说明当时人对此案就有看法，只因是钦定大案，谁也不敢多嘴罢了。
高启在此案中只是从犯，为什么处刑却重于魏观？据记载，高启还不只是拦腰挨一刀，而是被截为八段，可见朱元璋对他是恨透了，其实问题主要还是在他写的上梁文。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当然高启被杀还有别的原因。有人认为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种下了，即他曾作诗讥讽过朱元璋，至于哪首诗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闱隐私，与御史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后，立刻因其摹写宫闱心事而将他处死。另有人认为惹祸的还有《画犬》诗:“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这不是暗示皇帝荒淫吗？还有人认为问题出在《青丘子歌》中“不问龙虎苦战斗”和“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等句，无论是哪一句触动了朱元璋，早有祸根则是肯定的。废基成公园
苏州经历了魏观、高启被杀事件后，后来到苏州为官的，再也不敢有在子城原址上重建府衙或其他衙门的念头了，于是，那一带一直荒废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基了。太平军失败后，北端曾建“咸丰庚申殉难一千一百数十人”之墓。同治十三年（1847）设“栖流所”，收容难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地图上显示，在梗子巷南有池沼，地较为疏旷。宣统元年（1909），张一麐等人倡议建公园。民国初年成了皇废基鱼塘。南宋时还宽三四丈的子城西侧的城濠锦帆泾也逐渐淤塞。
民国7年（1918）10月，子城西部改建成吴县公共体育场。五四运动后，各界人士倡议造一所图书馆、会堂、音乐厅等文化设施俱全的公园。民国14年（1925），地方绅士奚萼铭捐资5万银圆，同年组成百人筹备小组，全园约15亩。7月末，先在园中部建成一座城堡式两层、四面钟楼的苏州图书馆。民国19年改名吴县图书馆（抗战期间毁于战火）。民国20年（1931），北局兴建开明大戏院等建筑时，因推平高墩及开挖地基，将挖出的土填到了原子城东西城濠中，干脆填泾筑路，西侧成为锦帆路。东侧城濠也填河为路，鉴于当时正规划在此路以西建造公园，于是便命名为公园路。填河筑路非但填出了锦帆路、公园路，还填出了民治路（在宋代此路也是河，上有一桥，叫胡书记桥，得名于建炎间平江知府胡松年，他在任上干了兴利除害17事），民治路为纪念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主）而命名。五卅路是为纪念五卅运动而建。
随着大公园、体育场、锦帆路、公园路、民治路、五卅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民国25年（1936）汪鸣銮斥资在公园路南端建梧村（凤栖于梧）。之后，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贾士毅在五卅路北段西侧建房出租，称同益里（共同受益）；上海闻人杜月笙仿此也建房出租，称同德里（共沐德泽）。金城银行在五卅路东侧建家族别墅区（今五卅路148号），章太炎先生在锦帆路南端体育场路口建国学讲习所；美国教会在大公园北创办乐群中学（今草桥小学址）；近代著名教育家张冀牖在体育场路创办乐益女中……
20世纪80年代，在锦帆路的东侧新建了一个游泳池。
文：陈其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