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中后期开始，整个朝堂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很奇怪的歪风，那就是——凡是敢于不听皇帝的指示，批评抨击皇帝，与皇帝意见相左的官员，就会被朝堂上下誉之为“刚正不阿、忠言直谏、为国事不惜犯上”的忠贤之臣。不论对错与否，只要是皇帝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只要是敢和皇帝作对的，我们就支持。
有时候连罢官不可怕，下狱更不可怕，有事没事起起哄骂皇帝，有事没事闹闹事骂皇帝，博取刚正不阿、正直敢谏的名声最重要，说不定还能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无事生非、欲博直名”，这就是明朝中晚期很多官员的为官哲学。
在这股风气之下，顾宪成虽然因为得罪了万历皇帝而被迫罢官，却成为了超级明星，影响力大为增强。
由于罢官之后无事可干，加上顾宪成自己也有很大的野心，所以顾宪成干脆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开始进行讲学，宣传自己的理念，扩大自己的势力，而讲学的地点设在宋代的东林书院，这足以看出顾宪成的野心勃勃。
还别说，顾宪成当官不咋地，但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理念却是头头是道。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弟子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舆论势力，从而开始对明朝政治势力进行操控。
从此之后，以顾宪成弟子门人为主的“东林党”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明朝朝堂中拉帮结派、上蹿下跳、惹是生非，大肆夺权揽权，似乎想要朝中的所有官职都让东林党人担任。
最后硬生生将秦党、齐党、楚党、浙党等其他政治派系逼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门下，“阉党”由此诞生。
在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展开了血腥的政治搏杀，以左光斗、杨涟等为首的一批东林党人惨遭杀害。
崇祯皇帝即位后，铲除魏忠贤，钦定《逆案》。
东林党再次翻身，自我标榜“众正盈朝”，继续影响国家军政大事。
到了南明弘光政权时期，由于建都在东林党大本营的江南地区，树大根深的东林党更加跋扈，也使党争更为激烈。
东林党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实学”，也的确出现过一批人品高尚、刚正不阿的正人君子比如左光斗、黄道周等等，主张反对贪污受贿、进一步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征收商税矿税等等对国家有利的措施。
但到了中后期，东林党本身成分就非常复杂，里面的成员中也有不少投机取巧之徒和避难的贪官污吏，而且大部分人都和史可法一样，空谈儒家义理，对真正的“知行合一”一无所解，在明朝后期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中，对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军事问题束手无策。
而反对征收商税矿税，则更是出于私心。
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商业和矿业繁荣发达，而国家财政困难，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东林党倘若真正的为国为民，就应该帮助皇帝制定合理的商税和矿税政策、为国家解决财政上的老大难问题。
但东林党中有很多成员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地主阶层，加上江南地区商业发达，他们与商业、手工业、矿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极力反对商税与矿税，导致明朝在异族入侵和农民起义中走向灭亡。
周明初教授在《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早期的东林党看起来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群体，但是到了中后期，东林党逐渐产生了异化，变成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他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所以说明朝的灭亡与明朝后期的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东林党作为当时最大的党派势力，对明朝的灭亡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历史责任。
学者李伏明在《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中也认为：东林党人虽然也想进行一些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但他们根本拿不出有效的对策出来。他们最擅长的不是谋划国家大事和实施朝廷政策，而是排挤打击反对派，自取灭亡，怪不得别人。
公正的说，东林党最开始的初衷是美好的，早期的东林党人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当时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伦理秩序的重构，大力倡导知行合一，左光斗、黄道周等人的人格精神也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操作碰撞，使得东林党异化成一个有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排除异己和操控国家大权的庞然大物，挑起了明朝后期剧烈非常的党争，不仅给明朝和自身带来了灭亡，也给国家、民族造成极其巨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