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记载：“坚尝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
前秦名相王猛
在王猛去世之前留有遗言，他嘱咐苻坚不要对东晋妄动刀兵。这样的建议在苻坚那里一定是很有重量的。而且在他提议发动淝水之战前，苻融也劝阻他不要出兵，否则羌人与鲜卑人很有可能趁机作乱。
《晋书》记载：“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坚不纳。”
两位苻坚信任的重臣都劝他不要攻打东晋，那么是什么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出兵呢，我认为是由于其想要解决前秦的民族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历来都是低文明程度的民族臣服于高文明程度的民族。在魏晋时期最领先的文化就是汉学，苻坚想要让北方的民族臣服于自己必须完成汉化的工作。但是当时汉人的正统在东晋，如果不能征服东晋，那么苻坚便不能获得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而如果不能完成汉化正统的继承，那么内部的民族问题便永远不能够得到解决。
因此苻坚针对东晋的军事行为其本来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北方政权的内部问题，不过在没有得到其他民族势力的支持下就贸然作战，最终只有迎来失败的结局。
苻坚墓表
北朝后续政权的民族问题
既然民族问题是北方争取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后面的北方政权又是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呢。北魏虽然推行汉化，但是其军事体制依旧依托于鲜卑的部落制度。而且因为在全国境内不同鲜卑部落的汉化程度不同以及待遇不同，引起了驻守边境的鲜卑将领的不满，爆发了六镇起义，北魏最终分裂。
后来的北齐和北周都是鲜卑政权，但是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完全不同，北齐依旧沿用北魏时期的军事体制。而且为了讨好握有军权的鲜卑贵族，他们施行了鲜卑化的政策，对其境内的汉人进行打压，这样的政权注定不能长久存在，更遑论统一天下。
而北周政权在宇文邕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将军队变为皇帝直属，而且让汉族人民可以通过参军便可更其籍为胡籍，这在当时可以很好的激起汉人的参军意愿，并且消除了部分民族隔阂。
周武帝宇文邕
《隋书》记载：“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
再到后面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他进一步改革了府兵制，将职业军人变为半职业军人，在平时也要务农，后来恢复了之前的兵役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于军队的统治。而且他允许军队中的军人改回汉姓，汉化终于盖过了鲜卑化，少数民族的同化基本完成。至此，北方政权终于有了平定南方的力量。
隋文帝杨坚
《隋书》记载：“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评价
南北朝时期从苻坚开始，北方政府一直是实力优势的一方，虽然在宋武帝以及梁武帝期间略有反复，但是大势不变。不过北方政权的统治者一直由少数民族组成，其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民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北方始终不能举全国之力攻击南朝，而是要对自己辖下的其余民族进行防范。直到府兵制的建立夺回了皇帝对于军队的统治权，以及汉化完成之后，北方的隋终于不饱受民族问题的困扰，顺江直下，消灭了南陈，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