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神童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历史上的不少神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那些有识之士、师长们的奖掖、提携。例如唐代杰出政治家李泌就曾得到张说、张九龄、严挺之等重臣的器重和关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得到老诗人顾况的赞赏、推荐；宋初杰出的文学家王禹偁(cheng一声)就得到过府官毕士安的多方关心爱护，培养支持，提拔他当府学的“小教授”。明初的大学者宋濂，曾得到过乡贤张继之的帮助，保荐他入府庠学习几年，打下了坚实基础。明代中叶的名相张居正，自少年开始，就一直得到湖广巡抚顾麟的精心培养和鼓励。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丘逢甲，曾得到过福建巡抚丁日昌的爱护和奖掖。晚清的大文豪、大学者梁启超，曾得到礼部尚书李瑞棼的鼓励、关心、和爱护。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将领蔡锷，也曾得到大学者梁启建多方面帮助、关心和提携，等等。
当然，除了社会的大环境之外，神童们的成长更多的是来自家庭的培养和呵护。尽管中国古代神童的家庭出身，既有帝王将相，又有封疆督抚；既有学士名流也有平民百姓。但总的来说，出自平民百姓之家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则是出身于宮宦门第，书香之家。当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旦发现他们的子孙天资过人时，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进行精心的培养，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和早日成才。
例如唐初的徐惠，出生五个月便会喊人，不到一岁便能跟着大人说话。其父就精心培养她，3岁时便教她读诗赋文章。4岁就开始读《诗经》、《论语》。6岁时就能背诵儒家经典著作和很多古代名家诗文，8岁就会作诗了。宋代的苏轼，在他刚刚会走路说话时，父亲便开始教他认字背诗。到6岁时便送他跟眉山道士学习，7岁时就会吟诗作对，名闻乡里。明代的戴大宾，在刚学会走路说话时，父亲便教他学诗文；4岁时便能吟诗作对。5岁时就参加县试、府试、院试，都顺利通过，成为“秀才”；9岁时竟考中举人，14岁便点了“探花”。清朝的林则徐，3岁时便随父亲进私塾读书；6岁时就学做八股文，并能吟诗作对；12岁时就考取秀才。晚清的丘逢甲，2岁开始识字，4岁入私塾，6岁便吟诗作对，7岁就会写文章。这些充分说明，环境对他们成长、成才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次，个人的勤奋好学固然重要，环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然而，作为“神童”，其本身所具有的禀赋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东晋的王義之，很小的时候幵始练习书法，到7岁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名声远扬了。唐代的骆宾王从两三岁开始识字读诗；四五岁时便能背诵很多古代诗文，且常常奇语妙句，出口成章；而到7岁时，就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咏鹅》诗。白居易出生才六七个月时，就能认识“之”、“无”两字；五六岁便能学着大人做诗；9岁时就能辨别作诗的声韵、音律。晩唐的林杰，幼颖悟，5岁时便会吟诗写文章；6岁时便写出了传颂千秋的《乞巧》诗。宋代的杨亿，五岁时才会讲话，可一开口讲话便会吟诗，并吟出了《登楼》那样想象大胆奇特的诗歌；到7岁时就能写出很漂亮的文章了。
晏殊幼时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五六岁时就能吟诗作对；7岁会写文章，受到真宗皇 帝召见和亲自考察，并赐予“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黄庭坚5岁时就能背诵“六经”（《诗》、 《书》、《易》、《礼》、《乐》、《春秋》）；7岁时便写出了《牧童诗》这样清新自然、立意新奇、想象丰富的好诗。明代的解缙，3岁时才开口说话，可一开口就会喊人，就认识字；5岁时便学习“四书”“五经”，看书过目不忘：一天与族祖一起玩耍，竟吟成五言绝句四首（《答族祖》）；到7岁时，他就能见景吟诗，出口成章了。丘浚幼即识字读书，能过目成诵；7岁时便能吟诗作对。
李东阳自幼练字，4岁的时候就能写出直径一尺的大字，轰动京师，曾受到景宗皇帝的召见；不到十岁便能吟诗作对，出口成章。清代的陶澍，很小时就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四五岁时就学习“四书”“五经”，到六七岁时便能赋诗作对。晚清的张之洞，很小时开始读书识字，四岁时便能过目不忘，五岁时就会对对子，以致老塾师不敢继续教他了；父亲不得不重价为他聘请了一位告老还乡的老翰林来当塾师。黄遵宪从两岁开始，曾祖母便教他唱山歌、儿歌；三岁开始就教他背诵《千家诗》，四岁就进了私塾；到六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对，且出口成章。
这些都是一个人成材的基础。因此，当发现小孩有过人天赋时，就必须及时地加以引导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