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