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时代中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庙底沟文化，将其最具特征的彩陶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其他文化形态也呈现喷涌态势，其影响范围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达河套、南越长江，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整合。庙底沟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就是距今6000～5500年的西安杨官寨遗址，杨官寨文化的确立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是黄河文明崛起的原点。
杨官寨文化是以杨官寨城壕遗址为中心，以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十几个聚落遗址为拱卫的一个仰韶文化古国，文化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杨官寨古城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遗址面积80余万平方米，足有40个足球场大，古城发现了2.7米宽的“西门” 遗址，其规模巨大环壕动用土方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 无疑需要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完成。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都邑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标志。庙底沟时期的杨官寨遗址在布局中蕴藏着明显的规划痕迹，环壕南北平行，东西对称，出入聚落的大门设在西壕中部位置，聚落东壕外有排列整齐的大型墓地。聚落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规模化生产的陶器外，还出土了石壁、石琮、玉钺等特殊器物，甚至发现了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这里的“石琮”被认为是后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的祖先。遗址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窑洞式建筑、水井等。杨官寨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农耕工具、纺织工具、砍伐工具和渔猎工具，还出土了与食品加工、粮食储存、谷芽酒酿造或盛放有关的陶质容器，以及家畜饲养，显示其发达的农耕定居文明。杨官寨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大型聚落的规划与营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出现，均暗示其内部存在具有组织力的高级领导“王”一级的人物，专家认为杨官寨遗址已经具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具有都邑性质无疑。
2008年3月，杨官寨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2013年3月被国务院授予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选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学家向我们揭示了杨官寨遗址是一处明显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很可能就是“最早中国”的雏形，为我们研究国家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现实依据。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杨官寨是面积最大、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通过最新的分子人类学基因测序，中国最古老的三大祖宗都诞生于渭水流域，分别是6800年前的伏羲、6500年前的炎帝和5500年前的黄帝。杨官寨遗址被学界认定为真正的“黄帝都邑”，已经具有了“古国”性质。
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发展的一个类型，杨官寨遗址又是庙底沟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杨官寨文化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聚落中心，是中华文明的前夜，可以说对华夏文明的多流域文明遗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的作者考古学家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主流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瓮棺葬是华夏民族最具特色的一种葬俗，前后持续超过了五千年，对后世的棺椁葬具有重大影响。宝鸡北首岭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瓮棺葬最为集中的区域，杨官寨遗址、屈家岭遗址、北到内蒙古等广大区域都有发现。通过研究近些年考古成果，我们会发现杨官寨文化对广泛的庙底沟文化有直接影响外，对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吉县沟堡遗址等都有深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