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战，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早期的作战模式，其出现时间之早，几可追溯至三皇五帝之时。如昔年轩辕黄帝对战蚩尤，蚩尤作大雾，黄帝不能胜，风后遂作指南车，为士兵引导方向，而后大败蚩尤。
蚩尤与炎黄二帝为中华三祖，其三人所处的时代，为中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他们之间的故事，在后世逐渐被演化为神话传说。
不过，战车在当时的记载多见于神话传说，不足以取信，真正有史载的战车初次出现在夏朝，《墨子·明鬼下》一篇中载：“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吕氏春秋》中，亦有相同的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诗经.玄鸟》一篇中有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为商朝始祖的诞生添上神话色彩，故商部族一直以其为图腾，在成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后依然沿用。
后至商周时期，战车开始广泛应用于战场，车战可随之成为当时主要的战争模式。在周武王伐纣的关键性战役，牧野一战中，武王便是“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武王败商纣，之后定鼎天下，然周朝在历经三百余年后，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手上结束，其时犬戎进犯，西周都城镐京陷落，西周自此灭亡。其后不久，周平王继位东迁，在各路诸侯的护卫下，将国都迁至洛邑，东周由此而始，春秋战国时期亦自此而始。
“春秋战国”时期分为“春秋”和“战国”，春秋为东周前期，因为当时史书中多在春秋时节用兵，故名春秋，战国则是七国争雄的东周后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的大争之世，不仅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各路诸侯之间亦是纷争不断，为争夺霸主之位而频繁发动战事。正是因此，故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车战的规模急剧变大，由原先的数十乘，三百乘，到七百乘，四千乘，以至于万乘。（乘，战车的计量单位，在春秋战国时期亦是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乘战车，有一车四马，隶属步兵初期二十二人，后增至七十二人，千乘战车，即有数万兵力，而所谓的万乘之国，就是具备几十万的兵力的庞然大物）
周制中，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千乘之国即诸侯国，万乘之国即周朝，后泛指大国。
车战的大兴，令车战的武器也有很大的突破，出现“车战五兵”，即戈、殳、戟、酋矛、夷矛，皆为长柄武器，其中戈形制最短，六尺六寸，按周尺约23 厘米计算，长约一米五；殳长一丈二，约两米八；戟一丈六，约三米七；酋矛，长两丈，约四米半；夷矛，长两丈四尺，约五米半。（五兵数据出自《考工记·庐人》）
《周礼·夏官·司兵》中载：“掌五兵五盾。” 汉代郑玄注引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
对五兵的长度，《考工记·庐人》中也给出了解释：“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三其身，就是指三倍人的身高，而按照“七尺男儿”的标准身高，折合各代尺度综合，大约为165-175厘米左右，车战五兵中车战用的夷矛，长约两丈四，正好达到“三其身”的效果。（酋矛是战车中的步兵用矛，而夷矛则是战车上的士兵所用之矛）
现今出土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矛，刃部全长29.5厘米，上篆错金铭文八字:“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矛”。
为何其余武器都不愿触碰到三其身的底线，而夷矛偏偏要“三其身”，且还有可能超过呢？这正是因为战车的发展，商朝时，战车两驾，春秋战国时，战车四驾，在提高冲击力和加固、加宽车体的情况下，令车上空间变得充裕，所以当时车上的士兵已经可以两车接近、交错时进行格斗战，这也正是当时车战的主要战法。为在格斗中获得先机，长柄武器就成为车上士兵最好的选择，古语云：“一寸长，一寸强，正是此理。夷矛延伸至”三其身“的极限长度后，就能在交战时先攻击到敌手，不必陷入战车交错的错毂近身战。
秦朝时期，战车及车上士兵位置复原图，按照现今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为基准。
至于除夷矛外的其余四兵，为何不愿”三其身“，戟、殳、戈，不像夷矛、酋矛，只能刺，其主要作战方式是依靠侧刃对敌人勾、啄，此类武器若是柄过于长，刃部免不了严重偏向一边，在使用上就会重心失衡，难以操控。而酋矛虽亦是矛类，但其是战车中的步兵用矛，不必如车上士兵那般使用”三其身“之矛。故车战五兵中，只有矛才能完美契合”三其身“，进行中距离攻击，而戈、戟、殳更适合近距离缠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