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早期国家的“熔合”式构建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更具雄心的领导者。距今约5300年时，中华文明的形成进入“熔合”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成为“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王陵区在宫殿区西侧，大型墓葬随葬精美的玉器、石器、漆器和丝织品，以礼仪性玉钺展示王权和军权，以琮、璧展示宗教权力。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形成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国际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良渚文化主体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反映宇宙观和宗教信仰的玉器明显源自凌家滩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兽面又体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内社会集团的实践是红山文化开创的，这无疑对良渚社会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构建产生了示范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正是对其前的凌家滩、崧泽和红山社会发展经验充分“熔合”的结果。
“协和万邦”理想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东、河南和江汉地区的龙山文化社会吸取良渚社会成败的经验教训，在动荡中高速发展，出现大量城址，形成与古史记载契合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在文献记载的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带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采取更广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国家的构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考古发现显示，陶寺的领导者很可能已经胸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并付诸实践，其核心内容包括：吸收“万邦”的优秀文明成果，“熔合”为更成熟的礼仪制度；以核心引领者的地位推动“万邦”一体化进程；以“光被四表”式的文化怀柔为一体化的基本方略。
陶寺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近年确认了外城内的宫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2002年发现的贵族墓葬面积约20平方米，随葬品超过百件，有漆柄玉钺、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级物品，并有1名殉人和猪10头。2003年发现天文观测设施，并出土朱书陶文。陶寺遗址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其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厨刀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可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和对自己在万邦中核心地位的彰显，表明陶寺王者已心怀苏秉琦所说的广域一统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以天文之名行人文之实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实践；“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也并非完全是后代的追颂，当时的天下政治态势或为其“真实的素地”。
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道路
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区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诞生地的形成空间均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弘，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美国学者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张光直则指出中国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形成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正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中华文明才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上述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们的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孕育了独特的以“协和万邦”理念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因，解读历史时期中国发展、坚守道路自信的理论框架自应以此为基础。
（作者：李新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禹贡》和第一王朝的建立
距今约3800年，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继续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
在龙山时代，孕育出二里头文化的环嵩山地区没有可与陶寺匹敌的政体，二里头文化大至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宫殿建筑技术和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其他龙山时代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榜样。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器，表明二里头王朝的形成并非“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横空出世，而如“伯禹腹鲧”，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地区在风云际会中激荡碰撞、熔合互鉴的结果。因此，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才能形成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这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和文化怀柔方略，“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其牙璋等礼器传播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