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节操守，既有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也有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更有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以上诸层内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现。第一层在“侃然守正，无所承望”的刚直官员那里颇有亮点；第二层与第三层，由于民族战争绵延不绝，大义名分尤其激扬，岳飞抗金、文天祥死节等，都被奉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世，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势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宋学明显转向内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本文节选自2016年2月11日《解放日报·》，为虞云国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