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
三、两宋时期对于文官的待遇极高，结果就是养出一大批空口白话论武事的文官，而武人低贱，人皆不愿从武而投文
由于唐、五代的教训，北宋对于文官采取恩养制度，光以一个最低等级的从九品官员来说，只要熬得住，几十年后也可以慢慢熬到宰相，而且还有各种补贴、田地，高级一点的还有食邑分封，毫不夸张地说：宋朝官员的待遇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可能连现在也比不过。
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价为虑，各自勉其治行，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对待官员的优待政策，让很多人冲破头都要争取个一官半职，自宋真宗开放科举制度后，更是营造了一条通往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到了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五人一进士”的程度。
这一点比起明朝那千军万马争先的情况来说，宋朝的官员实在是很容易做，也很有做的价值，虽然这样确实让两宋没了兵事之祸，可随着而来的却是官员机构的臃肿，往往一件小事就得有好几个人共同负责，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一环，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
毕竟北宋皇帝亲自把官员给养肥、养懒了，要让他们再变瘦、变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会遇到利益受损的文官的抵制，而偏偏赵匡胤又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铁规，更让拿钱不做事的士大夫们心安理得，有恃无恐了。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违”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要是宋朝有几个像汉武帝、朱元璋、雍正这样的铁血皇帝，或许还能再救一救。
至于明朝，虽然也重用文官，可却不在俸禄上重用，而是在权力上重用，只有你做多了事才能拿到更多的待遇，想着宋朝那样不做事还能拿钱的，不好意思了，回家、流放、下狱三条路自己选吧！这一点也使得那些在地方担任军队指挥的文官们，不得不跨界兼职，要不战事有什么差错，自己随时就是杀身之祸，像明朝中后期最能打的几个武将：袁崇焕、熊廷弼、卢象升等，其实都是文官出身的。
结语
宋明虽然一样都是重文轻武，但宋朝过于严格，而明朝吸收了宋朝的教训，避免了矫枉过正的情况，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明朝的幸运。在两宋时期，做官是一件很舒服的事，相反对国家有死生之地的武将，却成为了一个很难做、很不好做的职位，打仗武官来，黑锅也得他们背，而宋朝又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百姓的出路多了，也就不愿去做那吃力不讨好的武将职位，到最后还发展到了好汉不当差的境地。
当然在这众人皆醉中，也还是有清醒的人，像北宋时期的狄青，南宋时期的辛弃疾：
前者大战西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结果被朝廷里那些自称“忠君爱国”的文官们背后捅刀，比起岳飞那“莫须有”的罪名，弹劾狄青的罪名则显得更加可笑，巨儒欧阳修竟然说他和五行犯冲，以后势必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定，把他下放了。
而辛弃疾更是被称为“文人中最能打的”，五十多人就敢冲入敌军大营，生擒敌将回国，可结果还是在那些“铁骨铮铮”的文官的弹劾下，黯然下放，终一生报国无门，郁结而终了。
等到宋徽宗任用蔡京大力恢复王安石时期的变法，罢免臃肿的文官，宋钦宗开“皇帝杀士大夫”的先例，宋朝军事也曾经有过一丝曙光：童贯坐镇西北，数战下来使得西夏称臣，这一点可是连手握四十万大军的范仲淹都没达到的成就，李纲主持开封保卫战，多次击败金兵，金兵已隐约有退兵之意。
可惜势重难返，此时金国早已完成北宋攻略，十万大军南下开封，攻破开封，俘获了徽、钦二帝，更让后面的南宋“畏金如虎”，也让士大夫们有了借口，再也不敢随便出兵，而一直处在挨打防御之下，宋朝自保有余，但主攻不足，“忘战必亡”的教训，不可不谓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