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出生于北京雍亲王府（今雍和宫），雍正帝第四子，清朝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和最长寿的皇帝。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公元1711-1799年），活了89岁，在位63年，两项记录均为中国历代帝王之最。此外，他还有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多的记录。《大清见闻录》称：“高宗万几之暇，惟事丹铅。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这应当是包括不曾收录的诗作而言，乾隆五集御制诗实为四万三千二百余首，这个数字接近于清代所搜集的《全唐诗》，比历史上以高产著称的白居易《香山集》、陆游《剑南诗稿》、杨万里《诚斋集》均多出数倍至十倍。
乾隆诗既多，再加上文章、文件、题款、题联、写字也就十分的多，直到现在，在北京也很容易见到乾隆书法碑刻，一是北海公园的“琼岛春阴”，一是抗日战争爆发点的“卢沟晓月”，连北京城北的“蓟门烟树”等，一共是“燕京八景”。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局部
作为一个满族天子，乾隆的诗书造诣算是相当高的。乾隆十四年，他请内阁学士沈德潜校阅自己的诗集，在其中《觉生寺大钟歌》里，沈把“道衍俨被荣将命”一句中的“荣将”改为“荣国”，因为道衍此人曾封荣国公，沈氏以为是皇上误笔。但乾隆再校时发现了，即召见沈德潜说：“荣将本黄帝时铸钟人，汝偶然误会耳，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而汝不知，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乾隆贵为天子，诗中也偶有平民意识，如他肯仿白居易的《新乐府》写了数十首关心民瘼的诗作，如以“五斗本无羡，东篱觉有情”来为陶渊明画像题诗。
乾隆在书法上倾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他建立三希堂，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恂《伯远帖》当做圣物收藏，精心揣摩学习，朝久相对，再三玩味。当时的大学士梁琛正说：“皇上……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重，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得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说明乾隆学二王是认真的。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局部
《去时春仲来春暮》是一幅洒金笺的行书立釉，字幅一气呵成，看似一首七言古体诗，但分解为四句一组，又象是六首七言绝。因为七言古诗在平仄上不用过于严谨，而此诗的每一句都合律，可以当做唐代标准的近体诗来欣赏。此轴无题无款无日期，创作年代难以判断。从“北瞻崑轴广陵南，园倚虹桥镜影涵”句可以看出写诗时人在江南，从“可知半日行春舫，不为闲游为省民”则说明这正是一次南巡。乾隆执政60年，南巡共有六次，分别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从诗中“侍卫银牌赐老人”看，此诗当做于乾隆第五、六次南巡途中，此时他已经七十开外，书艺的炉火臻于纯青。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局部
乾隆帝的诗作和书法，在当时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到了民国之后，出于逆反心理，许多学者就不免苛求，近人陈寅恪评：“清高宗书法摹拟右军（王羲之），而失之肥俗，一变明末清初董子（董其昌）渴笔瘦体之派，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其实，能让国学大师承认“摹拟右军”，这功夫便已了得，倘再不“失之肥俗”岂不超越了前古。乾隆行书的“肥俗”，不外乎追求好看，缺少精气，作为皇帝，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国家又那么强盛平安，也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杜甫说：“文章憎命达”，近人言：“国家不幸诗人幸”，“愤怒出诗人”，其实书法也是如此，“肥俗”也有它的流传价值，非只有瘦硬一途。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局部
乾隆的诗作与书法其实是被过分矮化了，一是因为他是皇帝老儿，地主头子，不免评价从严；二是因为流传过多所致。四万八千首唐诗，选为“唐诗三百首“，尚不能篇篇出彩，要是抓一册《全唐诗》，随便按次序读，保准赛过安眠药。反过来，把乾隆的诗真要选出三百首来，一定会显出精彩的篇章。乾隆可怜就可怜在他是至尊，有清一代，他的诗没人敢选，《清诗别裁》讲明了“不敢采入”，而清亡之后，四万多首“御制诗”，又让人失去了阅读编选的兴趣。乾隆的书法则略有不同，散入民间的墨迹相对而言要少得多，乾隆书法的艺术价值应也高于他的诗作，因为他的字确有二王的味道，这不是随便的一个书法家都能达到的境界。
“去时春仲来春暮”，当封建王朝意识的残花彻底飘尽，历史的芳尘完全落定，后代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帝王乾隆书法，我想，那应当是一个高于今天的评价，撤开名人效应，都应有珍藏的理由。
清 乾隆 行书 《逰平山堂即景杂咏诗》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