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中国古代除了西汉、盛唐、清初以外，在其他朝代里也出现过一些盛世或治世，只不过没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那么典型罢了。例如东汉的“光武中兴”（25—57），明代的“仁宣之治”（1424—1435）等等。甚至在分裂战乱的大背景下，有些不太出名的王朝也曾出现过较为短暂的治世，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秦苻坚（357—385年在位），用书生王猛为辅佐，政绩斐然，几近小康。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亦有小治。但从历史的整体来看，治世少而乱世多，即使如汉、唐、清这样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盛世也不过是整个王朝的一个短暂时期。
盛世是人们向往的，然而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人治国家，而且从秦汉起就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因而，盛世的实现，首先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君主的品德修养，对于盛世有决定作用。文景之治的形成，与汉文帝的个人因素有极大关系。在历代帝王中，汉文帝有着极高的声誉，历来被看做是皇帝的典范。他以节俭著称。一次，他打算修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算，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就此罢手停建。文帝自己穿着普通，夫人衣不曳地，帏帐不用刺绣。汉代帝王都要大修陵墓，唯有文帝依山为陵，不起封土，陪葬品仅用陶器，不用金银铜锡制品。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唐太宗企盼做一个“万世明主”的强烈愿望支撑的，当魏徵等人的进谏冲撞了他的权威时，他能为了自己的名声压抑怒气，容忍批评，从而维持了贞观君臣的和谐。清初的盛世，则与康熙帝学识渊博、深谙儒家文化有很大联系。康熙帝以经学家自居，深究历代治乱之道，对其统治有着极大裨益。
开明君主能够有自知之明。唐太宗尽管晚年有失误，但他对自己“益多损少”、“功大过微”的自我总结还是切合实际的。康熙平定三藩后，并不因其功绩而自我陶醉。三藩荡平，群臣请上尊号，遭到康熙帝的拒绝。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然而，大臣们还以为康熙帝故作谦虚，有意推让，坚持所请。康熙严厉斥责道：“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釐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甦。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如果没有康熙这种对自我、对时局的清醒认识，盛世就不可能出现。反面的例子也有，西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在位）于公元280年实现统一，有了由乱到治的社会基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然而，晋武帝志得意满，以酒色自娱，很快就导致了又一轮大乱。“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八王之乱”随之爆发。
开明君主不仅要自知，而且要知人；不仅要知人，而且要善任。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任何盛世，都需要一大批清官廉吏。“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汉文帝继位以后，面对大批开国元老，能够礼敬大臣，取得他们的衷心支持，为其所用。贞观之治的出现，得益于唐太宗在秦王府就开始网罗人才，登基后又不分亲疏，唯才是用，注重秦府旧人和太子旧人、关陇人士和山东人士、世家和寒族的平衡，各尽其长。康熙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不惜采用特殊方法，用极简单的题目举行博学鸿词科，对被迫到京而不愿考试的杜越、傅山等人不加怪罪，授予官衔礼送回籍，对故意不答完卷子的名士严绳孙等人照样录取。取中的五十人全部进入翰林院，为照顾他们特有的明朝情结，让他们专修明史，在赢得汉族文士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成功。
盛世的出现，还需要整个统治集团善于吸取前代教训，居安思危。凡是盛世，君臣无不以前代的政治失误为鉴。汉代文景，特别注重秦亡的前辙。唐初的统治者，更是处处以隋代的教训为例改进政治，贞观年间的奏章谏议，大多都用隋炀帝的例子警诫当朝。清初顺康年间，特别注意克服晚明的弊政。这种忧患意识，是形成盛世的必要条件。
盛世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文景之时，正是汉初的制度调整之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文景二帝逐渐创设了一套新的制度，如影响重大的察举制，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唐代贞观年间，在各项制度上都有较大建树，开元时期的制度建设更是洋洋大观。清代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康雍年间完成的。然而，制度要靠官员来执行，官僚队伍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因此，盛世都强调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用道德修养从积极意义上防止“法令滋章，巧饰弥多”之弊。相形之下，汉唐盛世期间，“法治”和“德治”的结合较好，使其相得益彰，而清代就略有逊色，康熙时注重德治却在制度规范上有所不足，雍正时注重制度规范却出现了道德滑坡，从而使盛世受到了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初的文字狱，是康雍乾盛世的一大污点。盛世需要重视知识分子，而康雍乾时期的文治，是以保证绝对君权为前提的。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士大夫一言不敢及于时政，一语不能触犯朝廷。只能自筑书斋，厚古薄今，严守畛域，以考据朴学在士大夫圈子里自我欣赏。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以辅弼政治而见长。但清代的文字狱，一刀割断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规范丧失了理论来源，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导致“世风日下”。官场上的风气也随之一变：“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康雍乾盛世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道德建设和政治举措之间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