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霞聊历史
历史总有异样的声音：侯景叛魏到底是被迫还是主动？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不妨从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分析：不论是高欢夺权还是侯景叛东魏，都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这要从侯景与高欢的关系说起。
他们二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六镇叛乱前夕，那个时候二者是好友，六镇叛乱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尔朱荣趁六镇之乱招募豪杰，以图大志，侯景与高欢二人纷纷前往投奔。
不同的是，侯景投奔尔朱荣的时间要比高欢早。在尔朱荣刚刚招兵买马之际，侯景便投入尔朱荣账下，凭借自身的能力，他自然而然地在尔朱氏的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尔朱氏的心腹。
而高欢是先投杜洛周，再投葛荣，最后归顺尔朱氏。
高欢投奔尔朱氏的时候，尔朱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了，与侯景的“雪中送炭”相比，高欢实属于“锦上添花”。这里我们不妨推测，高欢是通过贿赂等不光彩的行手段接近了尔朱荣，以遂其日益膨胀的野心。
足以证明高欢既有能力、又有野心，一步步上位，越发地使同僚嫉妒，从而不能为尔朱氏所信任。
最后导致高欢还是无法成为尔朱荣的心腹，于是就有了“经典的”劝尔朱荣称帝自立的事，他想借机引起大乱，好让自己乱中取利。可谁又能料到：尔朱荣死后，高欢收编了六镇兵马，最终推翻了尔朱氏，立元朗为帝，自己独揽大权。
或许是因为之前的情谊还在，侯景在尔朱氏灭亡之后，投降了高欢。
投降高欢之后，侯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居于外地，对内政没有什么实际影响，恰恰说明了高欢对侯景的这种不信任和戒备心。好友之间终生裂痕。
一、政局如此，大势所趋
透过历史看现实，会有别样一番感受。史料记载：“景专制河南十四年。”此句为高欢所述，虽称不上精确，也实际反映了侯景在河南的地位如何。
在我看来，侯景任河南大行台（行台为南北朝时期政府机构），是东魏处于内政转换的需求罢了。在他执掌河南之前，东魏与西魏连年征伐，双方无暇顾及内政。后期战事减少，高氏试图改变因孝武帝西迁后的政治腐败与相权收缩的局面。也是为了巩固统治，高欢对皇帝和官员集团让步，对皇帝恭敬，对官僚集团则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权利需求。
也许正因如此，让皇权和勋贵阶层得到了发展，也相当于皇权和勋贵阶层瓜分了相权。而这样一来，高欢与皇室和勋贵又产生了矛盾。
勋贵当中，以司马子如、孙腾、高隆之几人为首，高欢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开始从勋贵阶层整顿贪污现象。当然，此举也有不妥之处，如果大刀阔斧般的整治，不免会造成朝局的动荡不安，搞不好就会发生内乱，引来外地，这是大为不妥的。
当时东魏的首都是邺城，河南既是门户又是屏障，可以说河南的稳定对东魏的国家安稳是非常重要的。
选一个可靠的人镇守河南，稳定局势，对外可以使西魏与梁无法趁虚而入，对内可以震慑异己。这样既能惩治贪污的官场，又能压制勋贵控制皇帝，一举两得。
而这个位置，非侯景莫属。
二、表里不一，离心离德
侯景执掌河南，于高欢而言无疑是风云变幻的时代下的最好的一步棋，它代表的是整个东魏的安全和稳定。这个时候侯景的作用是避免战争，而不是为了战争。
这里我更倾向于：高欢为了让侯景死心塌地的为他效力，撤销了东南道大行台，把原来的南道和东南道合并为河南大行台，全权交给侯景打理。并且给了侯景“随机讨防”与“应机讨防”之大权。此时的侯景可以用权势滔天来形容给了。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从当时西魏与梁的位置出发：侯景掌控了整个东魏接近一半的土地和十万大军，无论是西魏还是梁都无法给侯景开出更优厚的条件。可见，正是因为高欢给予侯景极大的权力与地位，才有效保证了侯景的忠诚。
另外，以高欢的心计，是无法真正给予侯景如此之大的权力的。
他保留了东郡和濮阳的军事政治能力，用以防备河南有变，由此可见，高欢把权力交给侯景的同时，对其还是有所防备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任。
三、“洪恩浩荡”终成仇
其实侯景或多或少也能看透，他毕竟曾经是尔朱氏真正的心腹，他对高欢是否信任自己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高欢与侯景二人的关系，就更加容易受其他因素而产生波动。
所以当高欢临死前对高澄所言：“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驭也？”足以反映出高欢从未信任侯景，更没有视其为心腹。
信任往往是相互的，高欢不信任侯景，侯景自然也是不信任高欢的。
《北史·齐本纪·神武纪》中记载：侯景在得知高欢生病后，“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足以说明侯景对高欢的态度。
高、侯二人彼此相疑，而高欢又深知自己的儿子高澄无法驾驭侯景，势必要在死前削弱侯景的权力，为儿子排除隐患。因为侯景的威望与权谋皆在高澄之上，对高氏一族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此情景，让侯景担心高氏“卸磨杀驴”、“兔死狗烹”，自然不能交出权力，只有选择叛乱。
